玉清昭应宫的辉煌与毁灭

李采芹/文

玉清昭应宫，是北宋鼎盛时期由真宗赵恒决意兴建的一座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道教宫殿建筑。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当时的“一号重点工程”。玉清昭应宫于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四月动工，至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十月建成，历时七载。到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烧毁，这座显赫一时的皇家道教宫殿仅存世14年又8个月，就从历史长河中永远灰飞烟灭了，留下许多遗憾和深思。

规制弘大，宋代建筑新巅峰

玉清昭应宫的建筑规模和设置情况，史籍中没有全面和详细的记述，但可以从《宋史》、《续资治通鉴》等史籍的一些零星记载中，对其规模之大，装饰之精，略知梗概。它的主体建筑已知有四：一是宝符阁，又名飞阁，“高可插天”，是安放玉刻天书的地方；二是玉皇殿，是安放玉皇大帝神像的地方；三是圣祖正殿，是安放圣祖神像的地方；四是安圣殿，这是真宗死后，安放其“玉容”的地方。
“两宋时期，中国建筑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形成了又一个高潮。”这是《中华历史通鉴·建筑史卷》对宋代建筑的总体评价。而玉清昭应宫作为当时王朝的“一号重点工程”，主管官员追求“尤为精丽”，施工人员囊括了天下的能工巧匠，建筑材料又都是上乘的，施工长达七年，耗尽天下财力、人力。这样庞大的一座建筑群体，自然是宋代建筑艺术高峰的代表。

雷火大作，一夜毁损两高峰

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六月丁未（二十日）夜，玉清昭应宫突然发生火灾。巍峨的宫殿，威严的神像，精巧的园林，美妙的壁画，众多的御笔亲题，连同那绝无仅有的玉刻天书，在一夜之间几乎全部化为灰烬，仅剩下长生、崇寿两座小殿而已。这是真宗未曾想到的，成了历史的悲哀。
关于玉清昭应宫火灾的原因，据《宋史·五行志》等记载：“夜，大雷雨，玉清昭应宫灾。”学着多据此认为是雷击起火。但据《续资治通鉴》卷三十七记载，御史台在调查、审问起火原因时，得知玉清昭应宫知宫李知损，“曾与其徒茹荤聚饮宫中”。因此，也不能排除用火不慎的起因。“知宫”，是玉清昭应宫的直接主管官员，名“知损”，就有点巧合了，当时就有人议论，好像他知道玉清昭应宫要损毁在他的任上。还有一说，他不是主持这个宫的治理，而是主持这个宫的损毁。

辉煌倾覆，痛定思痛莫重蹈

火灾后第二天，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哭着对众大臣说：“先帝力成此宫，一夕延燔殆尽，犹幸一二小殿存尔。”话还未说完，枢密副使、给事中范雍已知刘太后有重建玉清昭应宫之意，抢着说：“不如烧光了的好。”刘太后追问为什么。范雍说：“先朝为修此宫，耗尽天下财力人力，岂料化为灰烬，非出人意。如要动工修复，则民不堪负担，就违背了上天警告的本意。”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王曾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吕夷简等一干宰辅，也赞成范雍的话，太后只好无话可说。
在士大夫反对重建的声浪中，刘太后把气出到了守卫者的身上，将有关守卫人员全部关进御史台监狱，准备杀头。又有几位大臣反对，“此实天灾，不当置狱穷治”，“若反以罪人，恐重贻天怒”。刘太后迫于众议，把关起来的守卫人员从轻发落，一个也未杀，只把知宫李知损撤职，下放陈州（今河南省沈丘县南）。又借口王曾当过玉清昭应宫使，有监管不严的责任，贬知青州，赶出了中枢。
如前所述，玉清昭应宫是北宋王朝崇奉道教并将其推向高潮的产物，它是当时道教文化发展到高峰的代表。玉清昭应宫的一把大火，把代表北宋鼎盛时期建筑艺术高峰和道教文化高峰彻底摧毁，确为莫大的遗憾，但却使北宋王朝最高领导层在政治上有所感悟，昭告天下，不再修复玉清昭应宫，把剩下的长生、崇寿殿改为万寿观，并撤销全国所有的宫观使，朝中大臣也不再在名义上兼任宫观使了，没有进一步劳民伤财折腾黎庶，这无疑是百姓之幸。

大宋消防：职业军人很专业

水　月/ 文

消防员，和平时期最危险的职业。近年来，消防员因公殉职屡屡见诸报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不少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专门进行了调研，并提交了相关议题议案，呼吁建立消防员职业制。消防员职业化，真能解决消防专业化问题吗？
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消防的体制问题，当然也一定是由社会经济所决定的。我们不妨来看看世界第一支专业化公共消防队。据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中载，“世界城市史上最早的专业消防队”诞生在北宋的开封，名曰“潜火”队。为什么出现在宋？答案也离不开经济。宋代经济发展迅速，GDP（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的比重为65%，以至于英国科学院的李约瑟在《中国古代科技史》里说，“10世纪末期至14世纪初期，地球上每10艘商船中，其中就有8艘是来自宋元”。宋代的人均GDP则是2280美元，小摊贩武大郎卖馒头就能养活一家，还能在闹市区租住临街两层楼房，这让今天的很多人羡慕。城市化就是在这样发达的经济水平中被推向了极致。宋代的城市人口比例超过了20%，南宋时达到了22.4%。有资料显示，中国的城市化率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恢复到20%以上（1981年中国城市化率为20.16%）。宋代城市化急速发展，导致人口、建筑、商铺集聚在一个有限的空间之中，火灾成为了城市的首要威胁。就拿临安府在南宋王朝建都的150余年间来说，可谓时时处于火灾的威胁之下，全城被烧毁殆半之灾屡次发生，乃至烧宫殿，毁太庙，无所不及。由于火灾频发，官民们时时为火灾的梦魇所困，以至“士大夫寓邸中者，每出必挟敕告之属自随”，唯恐一有不慎，事关前程的家当毁于祝融，惶惶不可终日。由是，专业消防队的产生正当其时。
大宋的消防队，脱胎于军队。宋太祖因为起于军旅黄袍加身，所以特别害怕类似之事重演，故而有宋一代在军队建设上无不贯彻“强干弱枝”的原则，在加强中央军“禁军”的同时，着力弱化地方军“厢军”的实力，以至于后者战斗力极差，遇到彪悍些的盗匪就会束手无策，宋江三十六人之所以能啸聚水泊搅动朝野，也有此原因。消防队就隶属于“厢军”。打仗不成，灭火还是绰绰有余的。南宋临安城里的消防队，则更加精干。南宋将首都划分成23个消防区，分别设置一个“火隅”，配备消防官兵一百到数百人，比现在的一个消防中队人数都多。直接隶属于临安府的消防部队有7支，分别是水军队、搭材队、亲兵队、帐前一至四队，各队配备一两百名消防官兵，负责全城的消防工作，相当于现在的消防总队。此外还有一支三百名殿前司精兵组成的潜火队也归临安府统辖，他们来自“禁军”，训练水平很高。一旦发生火灾，殿前司、马军司、步军司所属部队也要一并前去灭火，因为那是天子脚下啊。
大宋没有电话，当然也没有火警119，如何及时发现火警呢？望火楼！都城和一些大城市里，纷纷建立起一座座高达三十尺的望火楼。楼上驻守着消防兵，他们注视着全城情况，发现火情，立刻敲锣报警，白天以旗为号，晚上点灯为号，指明失火方位。临安城划分成若干防火分区，以数字编码，挂出多少旗子或灯笼，便是哪个区域失火了。原则上哪个区域失火，哪个地区的消防队就该立刻出动抵达失火现场。如果火情严重，增援部队接报后也会陆续前来，直至出动禁军。同现在的交通法规类似，消防部队在赶赴灭火现场途中，可享受“道路行驶”的优先权，路遇高官可以不必避路让道。在《东轩笔记》中记载过一个著名的火警案例。宋仁宗时期，枢密院副使狄青晚上在家里举行“夜醮”，祭拜鬼神而大举烛火，结果被望火楼上的瞭望哨“探主”发现，以为发生了火灾。探主不敢怠慢，立刻拉响警报，很快大队潜火兵就赶到狄府，一问才知道原来是误会一场。但由于狄青在举办具有火灾危险性的大型活动之前，没有事先向有关部门报备，引起了这番波折，社会影响很不好，不得不提出辞呈。为平息舆论，他又被诏遣陈州，第二年就郁郁而终。要知道枢密院掌天下兵事，在大宋可是与政事堂比肩的“二府”之一，就算是皇帝的旨意，如果没有这“二府”背书也是无法施行的。如此高官竟因违反消防法规而被免职，可见大宋的消防制度之专业！

同样专业的，还有大宋消防装备。那个时候已经有了高达四丈的云梯消防车。它以巨木为基床，上面有可折叠的梯子，下面安装着六个轮子，移动方便。云梯车的出现，是与宋代城市建筑相适应的。大宋也面临着与我们现在城市一样，不断“长高”的挑战。翻翻《水浒传》就能知道，楼房在大宋城市里普遍存在。酒肆茶馆如杀庆的狮子楼，大户人家如张都监府里的鸳鸯楼，还有上文我们提到的武大郎这个小商贩都住楼房。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描述宋代生活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中写到，西方旅行家屡次三番提到杭州城的多层建筑，一般都是3至5层高，有的甚至高达8至10层！灭“高层”建筑火灾，自然少不了云梯消防车。同样专业的，还有叫做“唧筒”的装备。这是利用大气压力原理制作的最早的消防泵。在竹筒内，紧裹在水杆上的棉絮起着活塞的作用，用手来回拉动水杆产生正压和负压，将水从竹筒开窍处吸入、喷出。尽管这种唧筒的射程和流量与现代消防水泵水枪无法相比，但却比水桶水袋灭火要先进不少。

当然不管装备如何精良，消防工作毕竟要靠人来做。大宋的消防队员是职业军人，因为宋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实行志愿入伍，入伍即可领取薪水。不过，职业化并不能与高收入挂钩。军人待遇，宋代称为“廪禄”或“廪给”。宋初，厢军每月的月俸从三百到五百，分为三等，禁军的月俸三百到一千，也分为三等，将领的待遇则更高。当然无论将士国家都供给衣服和口粮，但对于普通消防兵来说，职业制的待遇并不怎么样。要知道，沧州一个在城镇贩卖水果的妇女每天的利润收入也有数十文，三峡地区一个打鱼人每天卖鱼的收入最多也可达百钱（参见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最近中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中指出，人民警察待遇“高于地方、略低于军队”，可见我们现在的军队待遇是高于警察更高于地方公务员的。然而在宋代，这个不等式就要掉个个儿，当兵的待遇远在皂吏之下。况且，一旦当了兵，社会地位急剧下降。宋代为防止逃兵，所以当兵的都要“黥面”，也就是在脸上刺字。这个待遇形同充军发配的犯人，所以若非生活困窘或者为逃避刑事处罚，很少有人主动当兵的。在政治待遇上，武将也明显低于文官，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宋代将领，如岳飞、韩世忠等，其实都是文人，他们靠读书挣得功名被授予官衔将兵。这也是宋王朝惧怕武将造反，而总是用文官领军的传统使然。唯一例外的，恐怕还是我们上文提到的那个狄青。他官至枢密院副使，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军委副主席，却是从普通一兵开始做起的，所以他的脸上当然也有刺字。仁宗觉得像狄青这么一个高级官员脸上有字，怪不好看的，有损大宋脸面，赐予皮肤修复药水，却被狄青正色拒绝。他大义凛然地回答，愿意留着这些字激励自己，也激励下属，让更多士兵知道只要好好打仗，就能像他那样得到重用。于是，仁宗下诏予以褒扬，号召全军向狄青学习。这虽是一段佳话，但也充分说明了职业士兵的社会地位在宋代很低。平话把狄青传得神乎其神，高官厚禄还攀上了皇亲，谁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中他还是个悲情人物，终其一生都活在皇帝的猜忌、同僚的倾轧之中。
职业军人专业救火，这就是大宋消防。五百年后，日本江户、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才相继出现了专业的消防队伍，而美国纽约出现第一支专业消防队要在这之后又过了一两百年。

火灾之后的贺词

张培山/ 文

春秋，晋平公的时候，贮藏财宝的仓库发生了火灾，官员们闻讯急忙驱车策马赶去救火，三天三夜才把火扑灭……公子晏子却抱着一匹丝绸作礼物来祝贺说：“烧得太好啦！”晋平公听了，恼怒地说：“火烧的是收藏珍珠宝玉的地方啊！是国家的珍宝，大家都去抢救，你却来祝贺，你什么意思呀！讲不出道理，我就要了你的命！”
公子晏子说：“君王把财宝藏在全国，诸侯把财宝藏在老百姓中间，农夫把财宝藏在谷仓里，商人把财宝藏在箱子里。现在老百姓饥寒困乏，而苛捐杂税却接连不断。夏桀在全国实行残酷的统治，横征暴敛，老百姓痛苦不堪，因此被商汤杀掉了，夏桀的下场为天下人所耻笑。现在老天烧了贮藏珍宝的仓库，这是您的福气啊！如果您还不觉悟，恐怕也会为邻国所耻笑啊！”
晋平公点点头，说：“有道理！从今以后，我就把财富贮藏在老百姓之中吧！”
战国的时候，也有一个“烧宝而贺”的事，同样从一把火里烧出了一番的道理，一番的境界。魏文侯的仓库发生了火灾，魏文侯身穿白衣，离开正殿，以示哀痛。大臣们都哭起来。公子成父却走进来祝贺道：“我听说天子把整个国家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诸侯把自己的领地作为收藏财富的仓库。你现在把国家的财富都储藏在国库里，显然藏得不是地方，这种藏法，不发生火灾也要发生人患。幸亏没有发生人患，不也挺好吗？”
公子晏子、公子成父认为，一个圣明的君王是坚决不能和老百姓争夺利益的，他们强调一个国家应该藏富于民，也就是晋平公所说的“藏于百姓之间”。否则，其统治便会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孔子也曾经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老百姓富裕了，作国君的能不同他们一起富裕吗？国家能不富强吗？！
可是，公子晏子、公子成父早干什么去了？难道非得一把大火之后才向国君进言吗？因为，在王权时代，任何事情都得需要一个合适的时机进谏与纳谏，以成就良臣与明君的美名。不然，遇到没有气量的主子，脑袋早就掉了，还进的什么谏呢！只是这代价太大了，万千的财富化为了灰烬。
其实，个中的道理，国君未必不知，因为当时的诸子对此有过很多的论述。荀子在这个方面就有过充分的论述，他说：修明礼教、推行王道的国家是为了老百姓富有；推行霸道的，能让有才能的人富有；苟延残喘的国家，只会让当官的富有；将要灭亡的国家，统治者就拼命把财富统统据为己有，私人的库房、箱柜塞满金银财宝。这种情况叫做“上溢而下漏”，官员“肥得流油”，老百姓“四处漏水”。所以，他郑重告诫说这是“危身之道也”。
荀子还对晋平公、魏文侯这些最高的领导人以及其它的领导者提出了要求，叫做“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失” 。荀子说的真是好，一个君王、一个最高领导人，整天喋喋不休地跟人谈什么所谓的共同利益，营营以求，这成什么话呢？！
“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所以，孟子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今天，我们可以推测：孟子说这话的时候，他一定很胃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