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消防哲学思想的先驱——陈抟

李采芹/ 文　IC/ 图

在中国消防史或中国消防哲学思想史的研究中，有一位被史载传说染上传奇色彩的“世外高人”，他就是五代宋初著名的隐逸人士——陈抟。陈抟字图南，自号“扶摇子”，又称希夷先生。他生于何时、籍贯何处，众说纷纭，真伪难辨，其家事和生平事迹等也充满了道家玄学的神化色彩。陈抟年少时好读经史百家，过目成诵，悉无遗忘，后举进士不第，便不再追求仕禄，投身道家，归隐云游。然而陈抟“身在山林，心在朝堂”，随时关心国家大事，在消防安全上给宋朝皇帝提出过宝贵的建言。他是中国古代消防哲学思想的先驱，是我国历史上对国家消防治理精辟概括、提出消防客观规律指导思想的第一人。
陈抟在临终之时给宋太宗皇帝留下的四字遗言：“慎火停水”——“慎火”，就是谨慎用火的意思；“停水”，就是储水、积水的意思。“慎火停水”就是要在谨慎用火的同时，用缸、池等储水，以备在发生火灾时，用水来灭火。这样“慎火停水”把防火、灭火的两层意思都包括了。
“慎火”必须“停水”，“停水”是“慎火”的补充和延续，目的都是“慎火”。毫无疑问，这是唯物、辩证、科学的火灾消防观，是中国消防历史上一笔神来的重彩，这四个字同陈抟的《易龙图》《无极图》一样，对宋代及后世在消防治理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临终遗言须慎火停水

陈抟临终所遗“慎火停水”四字的始末，见于宋叶梦得的《石林燕语》卷五：“陈希夷将终，密封一缄付其弟子，使候其死上之。既死，弟子如其言入献。真宗发视，无他言，但有‘慎火停水’四字而已。”对于陈抟所遗这四个字，当时尚无人理解其真正含义，“无以是解者”，“以为道家养生之言”，或者从感觉上感到“皆以为意在国事”。
这四个字的内涵真正被理解、让真宗感悟，则是在“已而祥符间，禁中诸处数有大火，遂以为先告之验”。从此以后，真宗便“以军营所聚居，尤所当戒，乃命诸校悉书之门，故今军营皆揭此四字”。
对于这段历史，《石林燕语》说陈抟密封的信是死后献给宋真宗的，这里有误。陈抟卒于太宗端拱二年（989 年），八年以后太宗去世，真宗才即位，即位次年改元咸平元年（998 年）。叶梦得是北宋徽宗时的翰林学士，南宋时的文学家。《石林燕语》成书时约在陈抟去世150 多年以后，作者把时间搞错了是很有可能的。“密封一缄”，显然是献给太宗，而不是真宗。不过在太宗时，对“慎火停水”的真正意义还不认识，以为是“道家养生之言”，或者“意在国事”。到真宗大中祥符间（1008-1016 年），“禁中诸处数有大火”，才让皇帝感悟到陈抟的遗言乃是“先告之验”。

有先告之验的荣王宫大火

在真宗祥符间，宫里曾发生过数次大火。这数起大火最严重的一次是荣王宫大火，就是这把火使真宗感悟了“慎火停水”的先告之验，意识到这句消防治理箴言的重要性。
祥符八年（1015 年）四月壬申（二十三日），约二鼓，荣王元俨宫中起火，自三鼓，刮起东北大风，五鼓以后，火越烧越大，一直烧到癸酉（二十四日）半夜风定，火才熄灭。这把火约烧了27 个小时。
荣王宫在东宫，起火以后，大火蔓延到东宫内的雍王、相王、南阳郡王、衮王、曹王等另五宫府第，将六宫悉数夷为废墟。在整个东宫被烧完后，这场火开始向外延烧，一直烧到长春殿南廊时，“火自屋内西行，忽隔十余间而发”，宫内救火的人根本来不及扑灭大火，只得把西北主廊拆除，以阻止火势进一步扩大。但这时大火却开始转向，将南面的内藏库、香药库，东面的左藏库，西面的秘阁史馆付之一炬。大火还烧出皇宫，连烧中书省、门下省、鼓司、审宫院等地，熊熊大火所到之处，地面之物皆被焚烧殆尽。
这把火将整个皇宫东面烧成了一片焦土。左藏库是皇宫中金银珠宝、丝绸布匹最集中的地方，自太祖开国50 余年来，积存丰厚。当大火还未烧到这里时，宫内之人用车辇抢救出大批财物，疏散到城墙上。然而，当大火延烧到左藏库旁的东角楼时，风向忽然一转，把城墙上堆积如山的财物都点燃了。“烟焰蔽天，救者不能措手。”香药库里原本储有大量进贡的珍贵香料和药材，着火以后，这些香料、药材四处飘香，“香闻十余里”。
这场火一共烧毁房屋2000 余间，仅仅因救火而死者就达到1500 人，因避难不及而没能逃出火海的宫人更是不计其数。火灾造成的巨大财物损失已无从估计，在文化遗产方面的损失堪称我国历史上的一场浩劫。根据后世史书记载，这场大火中，“秘阁三馆图书一时俱尽，火风中有飘书籍至汴水南者”。
引发这场大火的原因很快查明，是荣王宫掌茶酒的宫女韩小姐与亲事官孟贵私通，并盗窃珍宝玉器。事情败露后，荣王的乳母决定给予两人处罚。韩小姐为了躲避惩罚，便于二十三日夜晚，在荣王府的佛堂里用蜡烛点燃帘帐，企图趁府内众人忙于救火之际，悄悄出逃。然而大火起后，火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成了整个皇宫的灾难。韩小姐被抓回后，真宗下诏：砍下手足，示众三日，凌迟处死。荣王元俨也难辞其咎，真宗于五月三日下诏将其贬为端王，从先领梓（今四川省三台县）、遂（今四川省遂宁县）二州，发落到遂州为节度使。记室参军崔胪在组织指挥扑救工作中，辅佐指导不力，受贬谪处分。
又据《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卷二记载：大火发生后，宋真宗把先朝老臣时任宰相王旦召到宫中，惊慌失措地对他说：“太祖、太宗两朝所积聚起来的财产，朕不敢随意消耗，今天全部烧光了，实在令人可惜和痛心啊。”身为宰相的王旦，深感责任重大，主动提出：“遇此天灾，当免去宰相职务”，并“上表待罪”。真宗没有把责任推到宰相身上，自己承担责任，“乃下罪己诏，许中外上封事，言朝政得失”。这是宋朝第一位因为火灾而下“罪己诏”的皇帝。
有大臣上书，指出皇宫中疏于防范以致失火，须斩决的有关责任人多达数百人。真宗把这张状纸交给王旦，王旦对真宗说：“火灾发生之初，陛下已经降罪己诏，而臣已上表待罪。今又反归咎于人，岂不失信于天下？火灾虽有人为的迹象，宁可将其看作上天的谴责，如果决意专案查办，那就先办罪臣吧。”王旦的高瞻远瞩和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胸怀感动了真宗，最终真宗“欣然听纳，减死者几百辈”。

慎火停水的深远影响

如此震惊朝野的大火发生后，真宗才认识到陈抟有“先告之验”，不“慎火停水”不行，于是决定推行。首先，真宗诏令军营“尤所当戒”，命军官把“慎火停水”四个字贴在军营所有的门上，广为宣传。直到南宋时，所有军营还在张贴这四个字。追根溯源，这也是我国张贴防火宣传标语之始。
陈抟在世时，后周世宗和宋太宗都曾召他进宫，问过治理国家之事，他并未发表意见。但陈抟在临终时，却把防火问题作为大事，嘱咐给宋太宗，留下四字真言：“慎火停水”。这四个字的提出，绝不是偶然的。太平兴国九年（984 年），陈抟进京，在宫中住了好几个月，当时刚落成不久的乾元殿、文明殿同时在一把火中烧毁。这把火是陈抟亲眼所见，让他对火灾威严的严重性留下了深刻印象。在陈抟的“云游”生涯里，料必也见过不少火灾给民间百姓带来的痛苦，因此促使他产生了“慎火停水”的想法，并提请皇帝重视消防安全。
陈抟的“慎火停水”是中国古代消防思想的精辟论言，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当代实行的“预防为主，防消结合”的消防方针，谈的就是辩证统一的消防上防与灭的关系。如果追溯这个消防方针的历史渊源，自然就是“盖出于此”了。

中国消防技术规范的先驱——墨子

李采芹/ 文

墨子，名翟，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军事家。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等观点。在记录墨子生平事迹和语录的《墨子》一书中，不仅阐述了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着几何学、物理学、光学等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并且在消防治理方面有许多独到的主张。在《备城门》《备穴》《号令》等篇中，墨子提出了许多消防技术措施，开创我国消防技术规范的先河，还有惩治“火首”、阴谋放火等类似刑法的论述，被今人称之为“我国早期消防技术和消防法制规范的萌芽”。

建筑防火的技术规范

古代建筑防火技术方面，墨子在其著作中有着明确的记载，这些理念有一定的科学依据。《墨子·备城门》载：“城门内不得有室。为周官，垣丈四尺，为倪。”出于建筑防火的需要，当时的城门内不得建有一般的房屋。如果建造达官贵人的房屋，须筑造高一丈四尺的围墙；墙上再建长三尺，高二尺有孔可对外窥视的小墙。
《墨子·号令》载：“诸灶必为屏，火突高出屋四尺。”
说的是，所有炉灶烧火的灶门部位，必须筑小墙作为屏障，防止炉火往外延烧；炉灶烟囱必须高出屋面四尺。这一条内容强调了炉灶烧火门部位和烟囱的改造，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了当时可能由炉灶用火不慎而引起火灾的发生。
《墨子·备城门》载：“救熏火：为烟火射火城门之上，凿扇上为弋，涂之，持水麻斗，革盆救之。门扇薄植，皆凿一寸，一涿弋，弋长二寸，见一寸，相去七寸，厚涂之以火。”这句说的是敌人用火箭射烧城门的防御办法：在城门上打上小木桩，用泥涂封，如果起了火，用破布或麻布制作成盛油漆的斗和用皮革制成的盆，盛水扑救。在扇门柱上凿一寸深的孔，将二寸长尖圆状的木桩插入孔中，外见一寸；每个小木桩间距七寸。然后在门上涂上厚厚的一层泥，以防火箭射来时起火。
战国时期，诸国之间纷争不断，因此对如何防御战火烧毁，《墨子》中也有专门提及。《墨子·备城门》载：“疏束树木，令足以为柴搏，母（贯）前面；树长丈七尺一，以为外面。以柴搏从（纵）横施之，外面以强涂，毋令土漏，令其广厚能任三丈五尺之城以上，以柴、木、土稍杜之，以急为故。前面之长短，豫蚤接之，今能任涂，足以为堞，善涂其外，毋可烧拔也。”这条说的是在城外堆积“柴搏”的方法：将小的散木捆扎成束，作为柴搏的材料。散木捆扎时前头要整齐；先在城墙外选择高一丈七尺一寸的树木，作柴搏的外面；然后，在其内部堆积柴搏。堆叠方法可纵横相杂；再在外面涂上牢固的黏土，不得使其脱落。
柴搏的广厚为三丈五尺，足以城高之屏蔽而止。又用柴、木、土相佐，使其坚固。柴搏前头的长短要预先弄整齐，以便涂上泥土，足以充城堞之用，勿让敌人将其烧毁或拔去。
这段记载讲述的是保护柴搏，加强城墙防御能力的军事设施不被敌人烧毁的方法。
《墨子·备穴》载：“鼠穴，高七尺五寸，广、柱间七尺，二尺一柱；柱下傅（附）舄（即础），二柱共一负土，两柱同质横负土。柱大二围半，必固共负土，无柱与柱交者。柱之外，善周涂其傅柱者，勿烧。柱者勿烧，柱善涂其窦际，勿令泄。两旁皆如此。”这里说的是，建筑鼠穴（类似坑道）的方法：穴高七尺五寸，宽七尺，柱的间距为二尺，柱下面设有基础。将一板木横在地上，支持两柱，故称“二柱共负一土”。柱大需二围半，使其牢固，能承载顶部的压力。柱与柱之间，设有交叉。在柱的外面涂好泥，就能防止敌人烧毁。在柱上涂泥时，要特别注意“窦际”，即有缝隙的部位。“勿令泄”，即务必涂抹严密，不能让其漏气，两旁的柱子都要这么做。这里的“泄”字极有道理，用得极巧妙。这段记载说明了二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已认识到火具有无孔不入的特征，墨子在这方面论述的办法，细致入微，令人叹为观止。

水源、贮水和汲水工具的规定

在《墨子》中，墨子对水源、贮水和汲水工具方面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墨子·备城门》载：“五步一罂，盛水。
有奚蠡，奚蠡大容一斗。”这句说明了贮水的方法：在城墙上每五步就设置罂一只，罂即一种瓦制的小口大腹的陶罐。同时配有可容一斗的奚蠡，即瓠瓢一类的装水器具。
这种容量储水量较小，除供饮用外，因分布广而且数量较多，也可供救火之用。
《墨子·备城门》载：“百步一井，井十瓮，以木为系连。
水容器四斗到六斗者百。”这句说明了城内设置水井的方法：每隔一百步就设置水井一口，井旁备瓮十只。瓮，装水用的陶器。城内还配备从井中汲水用的木制吊杆和一百只从瓮中取水的容具，这种容具的容量为四至六斗。显然，这种井和贮水用具的设置，既可供生活之用，又可供救火的消防之用。
《墨子·备城门》载：“持水者，必以布麻斗、革盆，十步一。为斗，柄长八尺，斗大容量二斗以上到三斗。”“水缻容三石以上，大小相杂，盆、蠡各二具。”“城门上所凿以救门火者，各一垂水，容三石以上，大小相杂。”这几句说的是取水工具的布局、城上消防用水的设置和救城门火灾所备水容量的要求。取水工具麻斗，以破布或麻布制作，加以油漆而成，当中安柄，柄长八尺。斗的容量在二斗以上，最大到三斗。麻斗和革盆每十步备一只。而设置摆放在城墙上用于消防的盛水陶器“缻”，容量都在三石以上，并且每只缻都配以革盆、瓢各两具。用于救城门火灾的陶器“垂”，容量也必须在三石以上，大小相间设置摆放。《墨子》书中对水源
、贮水和汲水工具的要求明确，实施方法清晰，在古代不失为一个较为先进的消防治理理念和方法。

防火的法令

在古代防火法令上，墨子制定的处罚十分严厉。《墨子·号令》载：“慎无敢失火，失火者斩其端；失火者以为事者车裂，伍人不得，斩；得之，除。救火者无敢喧哗及离守绝巷救火者斩。其正及父老有守此巷中部吏，皆得救之，部吏亟令人谒之大将，大将使信人将左右救之，部吏失言者斩。诸女子有死罪及坐失火皆无有所失，逮其以火为乱事者如法。”这段内容讲的是发生火灾后对有关责任人的处罚：引起火灾的“火首”，处斩；若故意放火以谋乱的，处车裂之刑；与放火者同伍而不举报的，处斩；举报的，可免死罪。同时，救火的人不得喧哗；离开所守之地域，越绝他巷去救火的，处斩；此巷失火，里正、父老及看守此巷的部吏都必须救火；部吏须尽最大努力派人去报告大将；大将应派得力的人率领部下前去扑救。如部吏未及时向大将报警求救的，处斩。这里的大将，是指当地驻守的首领。对于妇女所犯上述最轻以至最重的罪，也各依法处理。
《墨子·号令》又载：“官府、城下吏、卒、民皆前后、左右，相传保火；火发白燔、燔曼延燔人，断。”这句内容对平时的防火组织与宣传作出了规定：官府的官吏和城内的兵卒、老百姓，实行前后、左右相互连保，而且要相互传告，让大家都知道连保内容。连保，即连环保证不发生火灾，彼此承担防火的责任。一旦发生火灾，烧自己家的，或火势蔓延烧别人家的，直接责任人都要依法判处。连保的人也在判处之列。尽管墨子对有关火灾责任人的处罚已经分情况区别对待，但总体上是极其严厉的，也可以显示出古代对火灾的关注。
《墨子》中这些关于建筑防火、消防用水和防火法令的规定，表明了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消防技术和消防法制规范已经开始萌芽。这些消防理论具有比较严谨、规范、具体的特点，其中体现出的消防治理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堂天堂兴废

李采芹/ 文

唐朝时期，国力昌盛富足，文化科技空前繁荣，为建筑的大发展奠定了政治、物质基础。建筑史学家称这个时期是“中国古代建筑在昂扬的进取中走向灿烂辉煌的时代”（《中华历史通鉴• 建筑史卷》）。从历史文献记载来看，武则天时期兴建的明堂和天堂尤其宏伟，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
明堂为儒家礼制建筑，是祭祀五帝神、祖宗和举行国家大典的重要场所；天堂为佛教宗教建筑，专为供奉大佛、举办佛教盛典的场所。唐代明堂与天堂的兴废是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缩影，也涉及到女皇武则天和她的“面首”和尚薛怀义的一段逸闻。

武则天毅然排众议　薛怀义巧思造明堂

早在北周时期，隋文帝就已有修建明堂之意，然而因群儒纷争，直到唐朝高宗时期，明堂修建之事仍是“群议未决”。唐高宗驾崩后，武则天当权，以建明堂是“高宗遗意”为由，力排众议，决定动工兴建，并托言薛怀义“有巧思”，令他进宫主持明堂的修建工程。
整座明堂从垂拱三年（687 年）春开始动工，至垂拱四年（688 年）正月五日正式竣工。薛怀义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修建起一座“高二百九十四尺”的宏伟建筑，上面饰以游龙飞凤，金碧辉煌。由于武则天信佛，薛怀义还在明堂的北面又造了一座天堂，用于安放麻布和干漆塑成的夹纻大佛。
明堂、天堂建成后，巍峨高大，富丽豪华，成为当时至高无上权力和无与伦比财富的象征，武则天随后在明堂里举行了一系列盛典。薛怀义也因此成为有功之臣，受到武则天的宠幸与加封。

女皇帝移情冷旧欢　秃面首吃醋烧双堂

连续的恩荣让薛怀义越发骄横，对武则天的传召也应付起来。武则天遂将恩宠转移到其他面首身上，对薛怀义的态度逐渐冷淡。为了重获武则天关注，薛怀义决定在明堂举行无遮大会，又杀牛取血在巨幅麻布上画一个大头像，悬挂在大会上以示对武则天的忠诚。但在大会当天，武则天并没有前来，而是继续在宫中与新面首作乐。薛怀义得知后醋意大发，越想越气，便于当夜起更之时，悄悄跑到天堂，放起火来。
木结构的天堂一经起火，就如同一座腾空的火炉，加之时值寒冬，北风劲吹，大火很快蔓延到南面的明堂。两座大楼同时竞烧，越烧越旺，“火照城中如昼，比明皆尽，暴风裂血像为数百段”（《资治通鉴• 唐纪》）。这把火把洛阳城照得如同白天，禁卫军赶来扑救也于事无补。等到天明时，巍峨壮丽的天堂、明堂和绝无仅有的夹纻大佛都被焚毁殆尽。在这场大火中，值得注意的是“暴风裂血像为数百段”，这是天堂、明堂发生火灾时，由于燃烧范围大，火势猛烈，需要补充大量的氧气，以致燃烧区外的空气急速向燃烧区流动，形成火灾风暴，又称“火龙卷”。悬挂在空中的巨幅麻布“血像”，就是在这强大气流的冲击下“裂成百段”。这是我国火灾风暴见于正史的最早记载。

武则天罪己重建明堂　薛怀义跋扈终遭伏诛

天堂、明堂被烧毁是件大事，武则天获悉后惊慌不已，她亲到太庙祭祖，并亲笔写诏书责备自己。但是由于火灾的真正原因很不光彩，武则天选择了掩盖事实真相，对外宣布起火原因是工徒不慎引发失火，延烧到明堂。同时，武则天为了安抚薛怀义，没有加罪于他，反而继续委以重任，令他再造明堂。
重建的明堂仍按原来的形制，高二百九十四尺，东西南北广三百尺，总体规模比原先的更大。屋顶上的装饰仍是铜铸镏金、展翅欲飞的凤凰。后来因被大风吹折，改以火珠代之。这个“火珠”在古代有“辟火”的象征含义，古代建造者指望能够通过这个装饰来压住“火殃”，反映出当时人们的防火思想。
薛怀义放火后未受惩处，变得愈加无所顾忌，最终还是惹恼了武则天。后来武则天借太平公主之手，杀死薛怀义，另外委派其他人督办进行到一半的明堂重建工程，直至竣工。明堂重建后9 年，武则天也因病去世，终是结束了和薛怀义的这段唐朝逸闻。

经坎坷易名乾元殿　请回纥明堂遇灭顶

武则天死后，唐朝经过中宗、睿宗、玄宗几代，进入到“开元盛世”，明堂也在这段时间里几度易名，成为“乾元殿”，并险些被拆毁。然而，光辉一时又历经坎坷的明堂最终还是难逃厄运。唐代宗宝应元年（762 年），回纥可汗应唐代宗之请，出兵协助讨伐史朝义，在击败史朝义叛军后，回纥军趁机进入东都（洛阳），“肆行杀掠，焚宜春院，延及明堂，甲子日而尽”（《旧唐书• 五行志》）。又有记载说，这场火灾“火累旬不灭”。重建后66 年的明堂从此化为灰烬，永远地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清朝吏部的五次火灾

王铭珍/ 文

清朝时期，在北京皇城的大清门左右，有六部公廨，即吏部、户部、兵部、工部、礼部和刑部。其中，吏部衙门位于今天安门广场东侧，即国家博物馆的位置。当时吏部的最高长官称作“尚书”，副职称作“侍郎”，下设文选、考功、验封、稽勋清吏四司，分别设郎中、员外郎、主事官。据文献记载，从明代开始，吏部就是一个很大的机构，建筑房间多，占地面积大，官吏卿佐多，同时发生的火灾也较多。而历史档案贮量却较少。为什么？因为被历次火灾烧掉了许多。
清王朝统治持续近300 年，吏部及相关官邸发生过至少5次大火，每次火灾都烧毁了不少重要文书档案，甚至动摇皇室秩序。下面是据档案记载的其中5 次大火：

文选司失火，档案尽毁

雍正七年七月初一日（1729 年7 月26 日），吏部发生了一场大火。这场火灾记载于吏部尚书呈送给雍正帝的奏文中：“本月初一日夜，文选司失火，延烧房屋十数间，所有档案被毁。应将值宿书办交刑部严审。当日司官议处。臣等疏忽之咎，请敕部察议。其所毁档案，于号件簿内查明，行文内外各衙门，将原案造册送部。”
这场火灾延烧吏部房屋数十间，造成所有贮藏其中的档案被毁。这些档案本是吏部处理公事的依据，被火烧毁后使吏部工作受到极大影响。吏部尚书呈书请罪，雍正帝并没有对其追究刑事责任，但雍正却从这场火灾里吸取教训，对档案防火作了专门布置。他在吏部的上奏中谕旨：“嗣后各部院衙门存储档案之处，应委笔帖式等官，轮班值宿巡查。至内部本章及各衙门档案，皆应于正本外立一副本，另外收贮。如本章正本系红字批发，副本即批墨笔存案。其他档案副本，或另用钤记以分别之。如此，不但于公事有益，且可杜奸胥猾吏隐藏改换之弊。其如何详悉定例之处，著大学士、步军统会同九卿议奏。”
雍正这个“于正本外立一副本，另外收贮”的办法收到很大效果，使不少档案在火灾中得以保留。乾隆年间开始编撰的《四库全书》，也正因为这个方法，才得以在后来的战火中成功留存。

疏于防范，案卷遭焚

同治五年二月二十八日（1866 年4 月13 日），吏部文选司档案库发生了一场大火。这场火灾记载于同治帝给内阁的一道谕旨中：“吏部奏科房不戒于火，请将书吏送部严讯。该衙门堂司各官分别严加议处一折。本月二十八日，吏部文选司烧毁科房四间，当经该部会同营官旋即扑灭，其抢救不及，已被延烧各案卷，著吏部堂官督饬司员详细查明，分别办理，所有值宿书吏，难保非平日舞文作弊，恐别经发觉，辄将案卷付之一炬，希图灭迹，殊堪痛恨。著交刑部严行审讯，务期水落石出，尽法惩办，不准稍涉宽纵。其当日值日司员，著查取职名，交都察院严加议处。吏部堂官及该司员未能先事预防，著一并交都察院分别议处。”
火灾发生后，吏部给皇帝的报告说是“不戒于火”，皇帝却认为是放火灭迹，并命都察院彻底查处。文选司的司长、郎中以及当日值班的主事官等，一并被捉起来交刑部严加审处。当时的同治帝虽然年轻，但在处理政务上已相当有魄力，可如果他能事先从预防火灾的角度想到改善档案库的防火结构、为重要场所设置消防设备，也许就能避免这场火灾的发生。

用火不慎，稿库失火

光绪四年二月三十日（1878 年4 月2 日），吏部稿库发生火灾。根据上海《申报》的报道：“刻阅《邸抄》知：光绪四年二月三十日，吏部稿库不戒于火，延烧库房七间。夫以铨部重地，而祝融氏犹肆虐如此，人可不慎之以慎哉！然京师之抗旱益可见矣。”
因档案缺失，在吏部档案和清《德宗光绪皇帝实录》中未见此项记述。但这场大火同时登上了皇家的《邸抄》和上海的《申报》，足见在当时影响之大。这场火由相关工作人员用火不慎引起，说明当时在档案库里有人使用了明火，这在贮存档案的室内是不应该的。
煤油引火，殃及官房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1897 年6 月8 日），吏部官邸发生火灾。这场火灾见于天津《直报》：“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七日，时交二更，又闻钟声传下，询系西单牌楼武功卫胡同吏部惠部郎宅第因煤油起火，复经东安、西安、崇正各水会一齐往救，至天曙时火熄。共计烧毁房屋四十余间，当将家人解交步军统领衙门惩办云。”
这则消息中所说吏部“部郎”，即吏部侍郎，官邸大火延烧后，烧毁了四十多间官房。虽然报道未说明皇家档案是否被毁，但侍郎的家眷被官方拘押审询，说明火灾损失之大矣。

庚子事变，衙门毁于战火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年），以“扶清灭洋”为大旗的“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达到高潮。农历五月廿五（6 月21 日），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得到了政府支持的义和团进京，进攻位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吏部就位于东交民巷西口往北的地方。根据《庚子拳变记日要录》卷三记载，在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七日（1900 年6 月23 日），“是晚，台基厂及东交民巷东首又起火，一路延长如龙，比利时、奥地利、荷兰及意大利四使馆均被焚，翰林院及吏部等衙门亦被团匪焚毁”。
引文中的“翰林院”即今之公安部所在地，当时的翰林院与吏部各为东西毗连相邻。大火以后，吏部衙门被迫停止运作，临时移入天安门内六科廊办公。这场由战乱引起的大火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此后过了十一年，皇帝宣布退位，清王朝彻底垮台。

富兰克林与北美第一支志愿消防队

张鑫烨/文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是美国18世纪时期享有国际声誉的实业家、科学家、社会活动家、思想家和外交家。在他本人所著的《富兰克林自传》中，详细记载了他早年的一些人生经历，其中不乏我们所熟悉的电风筝实验故事，以及他创办印刷所，出版费城第一份报纸《宾夕法尼亚报》，还有他游历英国的故事等。而让笔者没有想到的是，富兰克林还促成了一项与安全有关的重要举措，那就是组建了北美第一支志愿消防队。
富兰克林在自传中说，大约1735年的时候，他写了一篇论文，名为《论保护城市不受火灾》，里面论及了各种疏忽所酿成的火灾事故和防火须知，呼吁人们小心火烛，并且提出了如何避免灾难发生的方法，例如可以成立一个专门用于扑灭火灾和保护财物的组织。不少市民读了文章后都赞同他的意见，不多久，这些赞同者中的一些人就自发行动起来，组成一支30人的自愿救火队。于是，首支志愿消防队就这样成立了。
在富兰克林的自传中，关于志愿消防队的部分规则也有记载，其中有两条很有意义：第一是每一个队员必须遵守良好的组织纪律，每人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皮制水桶和结实的口袋，一旦有火灾发生，就可以用于救火和搬运火场中的货物；第二是这些队员每月都要举行一次夜间集会，也可以称为联谊会，针对如何做好防火工作开展交流，提出好的建议。这样的组织规章与我们现在的安全生产例会、应急物资储备等非常相似。
随着这支队伍的成熟，越来越多的人志愿加入其中，富兰克林甚至用“超出了自己想象”来形容志愿者们的踊跃程度。后来，他建议再多成立几支这样的队伍，于是类似的消防队一个接着一个出现，先是遍布了费城所有的富人区，后来又涵盖到普通居民区。富兰克林最先组建的那支志愿者消防队，被命名为“联合消防队”，依然活跃在费城的防火救火前线，并且延续了五十多年。
对于消防队所需的一些必要费用，如购买消防设备等，富兰克林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即对每月缺席例会的成员进行罚款，用这些罚金来购置梯子、水桶等灭火所需设备。根据《富兰克林自传》里的记载，自从这些消防队成立后，费城就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火灾，一般在房屋起火后没多久，火便被扑灭了。
除了组建新的救火队，富兰克林还改革了费城原有的巡夜制度。原来巡逻是由警察轮流负责，并由社区内的各个户主共同参与配合，如果有人不愿意巡逻，可以每年支付六先令雇人代替他巡逻。没想到，这个做法导致很多警察将这些钱收入囊中，用酒骗一些乞丐“巡逻”，结果造成了一些有责任心的户主也无法正常配合巡逻。原本为了起到安全预警作用的巡逻制度也就成了一纸空文。于是，富兰克林写了篇论文，详述这种制度的不合理，他还举例说一名家庭财产总共才50英镑的寡妇与一个腰缠万贯的富商都支付相同的6先令，是极端荒谬的（由于当时美国还是英国的殖民地，故使用英国的货币单位）。他在论文里提出应雇佣负责任的人长期从事这项巡逻工作，每户也应该按照家庭财产的收入情况缴纳税费。这样的改革建议虽然没有被立即实行，但得到了同僚的支持。

李鸿章与消防队

王铭珍/文

李鸿章，道光三年（1823年）生于安徽合肥，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进京贡试，中进士，历任江苏巡抚、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直隶总督，曾以全权大臣的头衔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同俄国签订《中俄条约》，同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等11国签订《辛丑条约》。李鸿章曾说过：“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国本可以益固。”他曾先后创办过兵工厂、制船厂、机器局、制造局等，主张实业救国，强兵富国。
光绪十五年（1889年），李鸿章主持创办了上海机器织布局。局内共有英、美进口的细纱机100台、织布机530台，雇用工人4000名，聘请外国籍技师4名、外国籍总工程师1名。上海机器织布局年产洋布5000包，产品广销全国各地，销售量逐年上升。织布局兴盛的营业和可观的利润让李鸿章信心百倍，正当他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织布局却于光绪十九年九月初十（1893年10月19日）发生了一场大火。由于织布局原本就存在建筑结构耐火等级较低，消防设施简陋，防火组织制度不健全，经营管理不善等问题，火灾发生后，三层楼高的工业厂房里火势蔓延迅速，加上屋顶铺着油毛毡，当时骤风猛起，使得全厂到处都是烈火翻腾。虽然织布局坐落在黄浦江畔，建厂时曾购得救火唧筒4架，还配备了水龙带和水轮，可以用于吸水救火，但是这些消防设备平时缺乏保养，在这场火灾发生时，救火唧筒被烧裂，无法吸水救火，导致火灾一路蔓延，越烧越旺。而当时的上海，虽然已出现港口城市的雏型，但尚无官办消防组织，即便有工人担任义务消防员，也从未进行过培训和演练，在救火唧筒无法使用时，义务消防员就只能盲目地往现场泼水救火，救火速度十分缓慢。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这场大火从当日上午9时一直烧到下午5时，织布局的厂房最终皆被烧为瓦砾之场，机器、棉花、布匹等尽数化为灰烬，损失约计150万两白银。
上海机器织布局在8个小时内被大火付之一炬，荡然无存，人们不禁议论纷纷。有的人指出李鸿章在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没有足够重视厂房的消防安全，比如织布局毗连的厂房间没有规划相应的防火区，建筑也采用了可燃性的材料和容易导致火势蔓延的建筑结构，织布局建成后就只配了4台消防唧筒，没有达到织布局需要配备的消防设施数量。另外一些人则提出，李鸿章既然作为钦差大臣力主“求富”而办厂，为什么不在出资办厂的同时也同步搞点城市消防设施？况且李鸿章也曾多次出洋到外国的大城市访问，看到过国外的消防队，学习过消防安全经验，为什么上海就不能由官方出资办个消防队呢？当时的上海《申报》也曾载文《论织布局火焚事》，对李鸿章忽视消防隐患予以了批评：“火烛最宜谨慎，棉花又易肇火烛身，为局总者苟能督率司事工役不时操练，惰者斥之，坏者修之，亦何致临事仓皇，茫无头绪耶！”
对于上海机器织布局被毁之事，李鸿章也深感内疚而自责，但他创办新式织布厂的决心并未因此遭到打击。就在大火后的一个月，李鸿章便将天津海关道盛宣怀调到上海，会同上海海关道聂缉共同负责恢复织布局。在这次的重建里，李鸿章吸取了上次火灾的教训，重新规划了厂房建筑结构和防火区的布局，改善了厂房的消防条件。在购置织布机器的同时，李鸿章还特意嘱咐要购置更多的消防设备。这些举措使得新建的织布局的消防安全条件大有改观。
不仅如此，李鸿章还嘱令上海道台改善地面消防设施，添置了救火水龙，并在上海公董局设立了救火会，这便是上海消防队的前身。后来，随着外国租界的相继出现，租界内的巡捕房成立了救火会，称为“SFB”，即火政处。火政处在原有的救火会基础上成立了消防能力更强的火灾抢救队。火政处还从英国进口了三辆消防汽车和装备给抢救队。这些消防车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消防车，极大程度提升了抢救队的救援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