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重生：中国第一家纺织厂的崛起

张晓虹/ 编辑

中国第一家棉纺织厂，名叫机器织布局，又称机器制造洋布总局，它是一所在清末“洋务运动”中产生的“官衙商办”性质的企业。它的成功开办，在中国棉纺织史上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对促进民族工商产业发展、富国强民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建成之初

1879 年，太古轮船公司总理郑观应受李鸿章委托，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任襄办，投资一万两。1880 年，郑观应再认股五万两。在李鸿章的支持下，郑观应等人拟定了《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从办厂的动机目的、招商集股、购机、买地、建厂到生产、销售、盈利分配，以及商办、用人、发展前途等，都作了明确的计划和精细的计算。
上海机器织布局筹建之初，郑观应向李鸿章递上呈文，要求“酌给十五年或十年之限，饬行通商各口，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并要求对该局产品“准免厘捐并酌减税项”。李鸿章根据郑观应以及其他一些官绅的申请，代向清政府奏请准予“酌定十年之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该局所产布匹，如在上海销售，免完厘税，如运销内地，仅在上海新关完一正税，沿途厘税全免。这是上海机器织布局享有的特别专利权和优惠待遇。
然而好事多磨，光绪九年（1883 年），上海出现了金融倒账风潮，银根奇紧，股票大幅度下跌，存有大量票据的织布局出现了危机。织布局在股票票价下跌的情况下，股银的亏折也就不足为奇了。光绪十年（1884 年）中法战起，郑观应应粤防大臣彭玉麟的邀请，前赴广东，银钱账目交由盛宣怀接办。此后，织布局主要负责人几经更换，迟迟没有动工。直至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初七日（1889年12 月28 日）正式开工。历时十年，几经波折，织布局终于在上海抢滩成功。
上海机器织布局立马向英、美两国订购了轧花、纺纱、织布等全套机器设备。自投产之日起，上海机器织布局营业兴旺，获利很高。织布局开工生产的第三年（1891 年），织布机已经增加到500 余张，雇用外国技师4 人，中国工人800 余名，年产泽布5000 包。1892 年生产了400 万码棉布、100 万磅棉纱，雇用工人4000 人。在中国棉纺织史上，上海机器织布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洋务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光绪十九年（1893 年）夏天，李鸿章决定扩大纺织厂的规模，于是拟向英商汇丰银行贷款100 万两，致信在英国任公使的薛福成，请他代向英国订购机器，进一步扩大生产。

火光之灾

然天不遂人愿，就在李鸿章决定扩充之后过了三个月，1893 年10 月19 日9 时，“忽见花子堆里烟雾弥漫，工人等见之扒开看视，火势猝发。顷刻冒穿屋顶，延及棉花间，不可收拾”。屋面是用牛毛毡和柏油（沥青）制作，易于燃烧。织布局内有小洋龙三架、小水龙一架。况且此处离黄浦江不远，取水并不困难。然而皮制的洋龙有很多损坏的，“不甚灵捷，起水无多，火势甚猛，泼以区区之水，无济于事，反致皮带洋龙被火烧坏”。
时至中午，“火向东南延及堆货房、女工所。
火星飞过晒场，跌落存油处，火势愈烈，四面皆燃。所有各项房屋，尽付一炬”。下午时，“尚觉光焰熊熊，及将晚始熄，余烟犹四塞也”，“东边皆成瓦砾之场，见者莫不叹息”。
大火猛烈燃烧时，织布局的人连忙骑着马车赶往英法美租界，请他们来救火，却遭到洋人的拒绝，理由是：工厂在租界之外，不便前往。“或曰中国之创为织布局，固攘夺西人生意者也……西人洋布之利，几渐渐尽付之华人，以故西人咸存幸灾乐祸之心，断不肯出而救护”。正是这样，大火从上午9 时烧到晚上7 时，前后烧了10 个小时，烧毁清花厂、弹花厂、织布厂、机器厂、生火间、棉花仓库、棉纱仓库、洋布仓库以及工人宿舍等共计六百余幢。机器烧毁，变成一堆废铁，还烧毁了一些棉花，总计损失不下白银150 万两。

事发之后

事后分析上海机器织布局火灾造成损失的原因有这样几个：一是厂房建筑用料不当。
屋体覆盖着牛毛毡，用柏油裹之，这样极易着火，而且燃烧起来蔓延飞快。二是织布局属无证经营，工部局曾对丝厂、棉纺厂等火灾易发单位的建筑物提出防火要求，规定需领有执照才可施工。三是厂房旁边即是黄浦江，取水救火相当方便。但消防设施平时保养不够，皮带已有损坏，不太灵活，取水不多，反致皮带、消防设备被火烧毁。防火设备形同虚设。四是工人缺乏消防训练。平日演习不多，事发临时仓促，甚至还把龙头倒接。五是华界内的救火设施与组织还很落后，而租界内的消防制度、消防设备在全中国是第一流的。当时织布局总账房潘纯穗约翻译尤葛民、副账房沈希生三人前往老巡捕房，面恳总巡捕头救火，捕头以在租界之外不能前往救助回绝。潘纯穗等继而寻求美捕房、救火会、会审公廨，四处求救和碰壁。当时报纸评论，如果租界消防人员愿意救火，织布局不会被烧得这么惨。六是没有参加火灾保险。
对于租界隔岸观火，舆论抨击最为激烈。
《申报》评述：“机器织布所以挽回固有之利，关系绝大，经营缔造，煞费苦心，乃已成之功，竟致毁于一旦，有心时事者能不扼腕咨嗟哉！”《字林西报》抨击捕房与救火会的文章发表后，《新闻报》予以译载，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著名史学家熊月之说：“这次火灾的具体原因、救火问题，涉及现代企业安全意识、经营理念等诸多问题，特别是华洋关系与火灾的关联，很耐人寻味，很有上海城市特点。”当时上海城主体是华界、法租界、公共租界三个政治实体。作为一个年轻的现代化都市，上海的市政管理相当稚嫩，公共服务范围狭窄，华界消防设施基本为零，救火只能依赖企业自己，而租界则有西方先进的消防制度与消防设施。但因起火地点在租界边缘，租界则“隔岸观火”。
郑观应没有想到，在他离开上海机器织布局后没有几年，这家工厂就发生了火灾，致使损失白银逾150 万两。令他更为感到痛心的事情，上海机器织布局没有获得保险公司一点赔款。在他主持上海机器织布局工作期间，工厂是一直参加保险的。但在1890 年总办杨宗濂上任后对保险认识肤浅，认为保险是虚靡资金，拒付保险费未续保。没有购买洋人的保险，是租界洋人拒绝救火的真正理由。后来，当时的《新闻报》在《译文汇报洋布局被焚事》中，记载了织布局负责人杨宗濂的现场表现“中国总办屡欲跳火毕命，又欲投河自尽，此外别无办法可想。幸有旁人拖出，一路行走，一路痛哭，涕泗交流，宛似小孩儿一般”。到了晚上，许多妇女仍在现场周围哭泣。数千工人流落街头，哭声震天。
上海机器织布局火灾发生后，李鸿章非常愤怒，立即将杨宗濂、杨宗瀚就地免职。这场大火也成为了上海史上一道分水岭——消防由此开始改善。

重生之路

火灾发生后，李鸿章办新式纺织厂的决心未改，就在同年11 月（农历十月），李鸿章派盛宣怀会同上海海关道聂缉槼负责恢复织布局。两人接办之后按照李鸿章的意思改名为华盛纺织总局，并募集资本100 万两，再次抢滩上海城。
最后，在织布局旧址上设立了新的机器纺织总厂，规模更大，织布机更是达到750 台。新建的华盛纺织总局仍享有原规定的特权并仍为官督商办，还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处设立10 个分厂。至光绪二十年八月（1894 年9 月），华盛机器织布总厂部分投产，隆隆的机器声再一次奏起了民族纺织工业的交响曲。

城市记忆：上海消火栓的旧事新缘

钟韵瑶/ 文　吴佳伟/ 图

与灭火器、消防车一样，消火栓在上海的灭火史上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经历了全进口、合作生产、全国产过程后，这种于19 世纪80 年代第一次出现在上海的消防器材，依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1883 年　 最早的自来水厂与第一批城市消火栓

1858 年至1860 年间，上海南市城厢内外发生了几场大火，有两起尤为惨烈。第一场烧毁了苏州河南岸90 幢房屋，第二场烧毁了沿大马路（今南京东路）的150 间棚屋。1865年，大马路上又发生大火，因供水困难，火势大面积延烧，救援人员只能通过破拆来截断火势延烧去路。
如果说大马路第一次发生火灾时工部局还未在意，可当大马路再次起火时，终于引起了工部局的重视，于是一项新建议被提出——在考虑组织机构问题以前，应解决充分供水问题，因为能获得的水实在太少了，除了从河浜中抽取以外，只能从小水道抽取。
消防水源问题起先是通过消防井来解决的。公共租界是上海最早开掘消防井的，这在1867 年工部局工务处的预算中有据可查，预算中有一笔“挖掘消防井的专门拨款”项目。
而在《上海史》里说得更明确：“防火的最早记载是在1856年，那时在教会路（今福州路）与界路（今河南中路）的拐角处造了一个消防池。那年又造了6 个那样的消防池，每个池的造价为90 元大洋。”这类消防井到1897 年已有61 口，当时各个救火队的队长都随身带一份绘制好的标有消防井的分布图。后来，随着道路的开辟，建筑群的耸立，河浜减少并干涸，而蒸汽机泵的吸水量却倍增，消防井捉襟见肘。
消火栓的出现弥补了消防井的不足，它在上海的运用，得益于自来水公司的建立。
1875 年（光绪元年）5 月6 日，《申报》记载：“近来西人已设立自来水公司，其法与自来水仿佛，居民皆如法取用，则非但水清洁可以除病，即或遭火患亦可为一大助也……”报道中所提的自来水公司是由洋商格罗姆、立德尔、华脱司、邱裕记四人发起征募股金3 万两白银，在上海杨树浦购地115 亩建造的自来水厂（在今杨树浦水厂南部厂区的旧址），这是我国城市第一次出现自动供水设施。
然而这家自来水公司开业6 年后就难以为继了，1881年3 月4 日，水厂以1800 两白银转售给了英商。当年8 月开始，英商在原址上新建自来水公司。工程建设耗时近3 年，耗资12 万英镑，于1883 年6 月全部竣工。1883 年6 月29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莅临水厂，亲为启动进水阀门，以示水厂机器开始运行。1883 年8 月1 日，英商上海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又称上海英商大英自来水公司）正式开始供水。
杨树浦路自来水公司建成的同时，英商在江西路苏州河处建了自来水桥，在桥下江西路处建了一个大型的自来水塔，租界内的自来水管道也相继建成。为了方便消防用水，8 月31 日，新成立的自来水公司在租界的主要马路的道旁建设了消火栓。
消火栓使用之初，水压不稳，工部局要求警务处每两小时测一次消火栓的水压。为此，杨树浦路的自来水厂泵站还装了一只电铃，与虹口消防队相连。1884 年年底，消火栓水压渐渐稳定，火政处向英国订购了一批消火栓，安装在自来水管道经过的每条街道，这是我国城市建设中出现的第一批消火栓。

1914 年　消火栓与消防水源的变化

在上海消防博物馆的陈列大厅里，收藏着几支当年的消火栓，其中年代最远的是一只1881 年英国生产的丙种式消火栓。这只消火栓仅有一个口径为两英寸半的出水口，呈黑褐色，像生铁铸的疙瘩，外形饰以莲花纹，据传是当年工部局火政处考虑中国人的习惯，要求生产商特别定制的。上世纪20 年代，这种丙式消火栓渐渐被功能更强大的消火栓取代，到上世纪60 年代，上海个别偏僻街角可能残存着几只，其他同类消火栓在历年城市改造中，被拆下送进了废品回收站或炼铁厂。
当年这些消火栓第一次出现在租界时，很多中国百姓给它们取了各种名字，如水桩、太平龙头、灭火龙头等等。清末至民国期间，消火栓的官方名称是“海亭”，hydrant 的音译，日伪统治上海之后，有了统一并沿用至今的名称——消火栓。
当时的自来水和消火栓都是专为租界洋人服务的奢侈品，供水范围持续向越界筑路地区扩展，地处华界的南市上海县城厢居民及商家，只有极个别中国百姓居住的弄堂才能
接入自来水，安装消火栓。
1895 年，法租界公董局开始筹建法商自来水厂；1902年6 月，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建成并开始出水……在杨树浦路自来水公司建成后的几十年间，上海又有了其他自来水公司。到解放前，上海有英商、法国和中国共6 个水厂，但它们之间互不沟通。
清末至民国初年，借着地方自治运动，上海中国百姓居住区开始改造，接入自来水和安装消火栓的地方逐渐多了起来，部分中国百姓也开始享受到现代化城市的便利和安全。
与此同时，消火栓的品种也渐渐丰富了起来。1914 年后，很多由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产的功能更强大的双出口、三出口的“万国”消火栓被安装在上海市区的大街小巷，它们下面连接着地下自来水管道。自来水与消火栓的出现，使消防水源发生了划时代的巨变。消火栓的口径虽小，但对消防来说，已是如虎添翼，救火时只要把水龙带接上，就可借助自来水厂泵站的压力，把水喷射出去灭火。原来的“洋龙”已经用不上了，但仍可在缺乏消火栓的地段或有河浜池塘等天然水源的地方发挥作用。蒸汽机消防车与消火栓，相得益彰，可将水喷得更高、更远。

1958 年　全市水厂联网消火栓随之一新

1949 年上海解放，上海的消防事业重新回到人民手中。5 月29 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军代表张克生到河南中路280号上海警察局消防处、消防总队实行接管。6 月2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后，消防处又成为其下属七个处之一。在“整套接管、逐步改造”的方针下，新上海的消防事业重整旗鼓，呈现出一派崭新局面。
解放初期，市政消火栓损坏严重，加上地下管子不大（不超过1000 毫米，还有大量尽头管），冬天还常结冰。为保障消防用水，完善消防水源，1950 年7 月1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公布了《保护消防龙头的通令》，要求全市各消防队务必加强对辖区消火栓的日常管理和维护。
1953 年起中国进入到工业化、现代化阶段，一直到1978 年，上海始终以工业发展为主，城市向西、向北不断扩展，新工业区、卫星城镇不断增加，市政消火栓也随之添增。1958 年上海全市水厂联网，并改造管道形成循环网络管道，干线换上2000 毫米，消火栓也随之一新，淘汰古老失修的200 余只，添装1446 只，当年上海共有市政消火栓4918 只。
到了1976 年4 月，全市共有市政消火栓6185 只，比解放前增加了近一倍。
到了上世纪90 年代，上海的消防事业突飞猛进，各类先进的消防装备被用在城市的防灾工作中，政府对市政消火栓投入力度减缓。按照当时的规范，上海的市政消火栓一般是市区或工业区每隔90 米设一只，市郊建筑物稀少地段每隔120 米设一只。据1990 年统计，全市共有市政消火栓10236 只。从发展的眼光看，市政消火栓的添装已跟不上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速度。新兴的工业区、住宅区的消火栓不仅
密度不够，而且还有区域未装设的；虹桥机场、桃浦、吴泾、黄浦老城厢区等地水管小，流量小，而用水量却大幅上升，水压明显不足；郊县消火栓稀少，水压不足，天然水源日益减少。

2016 年　古董消火栓何去何从

如今，租界时期添置的消火栓在上海黄浦、徐汇、虹口、杨浦等老城区的马路上，还能看到。在巨鹿路820 弄景华新村小区门口，坐落着一只形式古朴的消火栓，高度约50 厘米，顶端两头有两个管状弯头，铸铁材质，灰头土脸。景华新村是老上海地产商周湘云于1937 年在周家花园划出一部分建造的，该消火栓估计也是那时建的。
如这样的古董消火栓上海只有“少量残留”。复兴中路587 弄门口也有一只形状奇怪的消火栓，类似于木偶戏中的木头人，头部是一个半圆形的帽子，有一圆形孔洞，类似人类面孔的五官的抽象集合，帽子可以拎起，沉甸甸的，可以看到里面的结构。上面还刻着“CMF”“PUMPINGCONNECTION”，分别是上海法租界的英文缩写和水泵连接器的意思。
不同国家的消火栓造型各异，在外滩6 号原中国通商银行大厦外的人行道上，有一只低矮粗壮，像个打火机一样的消火栓，旁边还残留着铁链。据上海市历史博物馆研究部副主任王毅介绍，这款消火栓是英国出品，具体年代无从考证。
每只形态各异的消火栓都述着一段历史。“租界时期，不仅是外国消防设备搬到了国内，外国的消防意识也影响了国人，例如景华新村门口的消火栓见证了居民消防意识的提升。”王毅对古董消火栓的关注是从2014 年开始的，当年10 月，他在《新民晚报》上呼吁加大对消火栓的保护。王毅介绍说，古董消火栓的保护可以分两种情况，如果不影响城市建设和通行的，可以原地保护，如果有影响的，可以移位或者由博物馆收藏。但要把一个消火栓搬到博物馆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涉及市政、路政、消防、水力等多个部门，颇费周折，经济成本也很大。据悉，目前市历史博物馆正在联系相关部门，准备将复兴路上的“木头人”消火栓收藏进博物馆。
消火栓是镶嵌在城市道路上的救灾之宝，随着时代的进步或者道路的重建，这些形状各异的消火栓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们就像一个历史纪念碑，是城市建筑进程中的文物。王毅呼吁，这些对城市消防工作发挥重大作用的“功臣”，值得更好地保护。
 

雾都疑虑：欧洲最大规模灾难救援演习为哪般？

陈韫佳/ 编辑

“天有上帝，我有权利”是英国的国家格言。这个曾经自称最伟大的“日不落帝国”于今年演练了一场堪称“欧洲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灾难救援演习。究竟是什么让英国人如此忧心忡忡以至大费周章呢？

逼真应急演习

今年2 月29 日，英国伦敦消防部门在肯德郡达特福德一个废弃的大型发电站进行模拟地铁事故应急演练，两千多名志愿者以及欧洲各个国家的应急响应救援队伍参与其中，该演习进行了一年多计划，耗资高达77 万英镑，一共持续4天，以检验并训练各方人员在面临恐怖袭击等大灾难事件时的应急营救技能。
英国广播公司描述了演习的场景：恐怖分子策划了一场袭击，炸毁了伦敦滑铁卢地铁站附近的一栋大楼，随后大楼倒塌后压在了载满乘客的地铁列车上，导致站内多列地铁出轨，7 节列车车厢被上千吨瓦砾砸毁，超过1000 人死亡，2000 人受伤，众多伤亡者在现场等待被发现和救援，救援人员四处搜索被困的人和伤者。
 
演习尽可能接近真实状况，伦敦消防局倾巢出动，伦敦警察部门、救护中心、运输部门以及来自其他郡县的共计70个组织参与演习, 另外还有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救援人员。
英国当地艺术工作者给志愿者精心化装，乔装打扮成受害者，有的满身是血、有的大面积烧伤、有的失去腿脚等等，场景多处还放置“假人”模拟死去的市民。模拟现场各种声音“震耳欲聋”：叫喊声、撞击声和哭泣声此起彼伏。这样做的目的是向首批到达的消防人员和警察求救。伦敦消防局给这场演习“增加了不少真实感”，如果有人突然置身这个场合，必定以为自己身陷一场严重灾难之中。此次演习还给各部门合作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救援专家、尸体辨认专家和法医专家都到现场联合演练。
这样大规模的演习很少见，但这些场景却是发生重大灾难时必须面对的。
伦敦消防委员会主席多布森说：“这次演练虽然不是预防恐怖袭击的演练，但我们的演练程序适合于任何导致大量伤亡的紧急事件。这种经验是从教科书上学不到的。我们需要按真实的场景演练，就当这是真实发生的灾难，我们的反应是有效的，各部门协作也非常好。”多布森说，整个演练过程由独立评估人员记录。负责灾难“受害者”尸体辨认的英国警方官员辛普森说：“很高兴看到英国组织如此大规模的防灾演习，很多欧洲同行也来参加，非常有意义。”
尽管伦敦地铁演习场景设定为灾难而非恐怖袭击，但演习现场的照片却勾起不少欧洲民众的痛苦记忆：2005 年伦敦地铁和公交系统遭遇的恐怖袭击，也被称为伦敦“7.7”爆炸案。

恐怖袭击阴霾

2005 年7 月7 日早上7 时49 分（北京时间15 时49 分），正值交通尖峰时间，伦敦利物浦大街和阿尔吉特之间的城市地铁线连环发生至少7 起爆炸案。4 名受“基地”组织指使的英国人在伦敦三辆地铁和一辆巴士上引爆自杀式炸弹，造成52 人死亡，700 多人受伤。
当地时间7 时50 分，英国政府紧急部门接到伦敦地铁
发生爆炸的报告，随即向当地地铁站打了电话。50 秒之内，另外两处的地铁站也相继传来爆炸声。爆炸发生41 分钟后，伦敦附近整个交通网络中断。9 时13 分，英国铁路运输联盟官员称，地铁里发现至少一个爆炸装置。紧接着另外三处和一辆公共汽车也发生了爆炸，这导致主干铁路运输已经无法服务伦敦。10 时02 分，英国内政大臣查尔斯• 克拉克证实，伦敦市内发生的爆炸已造成“可怕的伤亡”。11 时整，当时的英国首相托尼• 布莱尔谴责这次恐怖袭击事件是一种“野蛮行为”，同时向受害人及其家属表示同情。
14 时25 分，伦敦警方在新闻发布会上证实，连环爆炸案造成700 多人伤亡。一小时后，警方表示他们之前没有接到袭击事件将要发生的警告。
16 时30 分，应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请求，白金汉宫顶上的英国国旗降半旗，向在爆炸事件中丧生的人表示哀悼，向受伤者致意。之后英国政府宣布，7 月8 日，所有英国政府机关大楼上的英国国旗都要降半旗。首相托尼• 布莱尔神情严肃地保证说，英国政府不会被这次连环恐怖袭击事件吓倒。
首相发言后不到一个小时，英国交通大臣达灵保证说，将尽快恢复伦敦市内的交通系统。18 时45 分，伦敦一些主干线交通恢复正常运营。此次伦敦地铁爆炸案可谓是英国二战后遭遇的后最惨烈的袭击。
事后，英国警方迅速开始了调查，通过梳理当天在各个地铁站的近2500 个监控探头拍下的录像，加上法医在爆炸现场的勘察取证，逐渐还原了案件的真相：4 起袭击都是自杀式攻击，炸弹被袭击者随身携带；4 名人肉炸弹的平均年龄22 岁，在英国都有自己的家庭，他们所用的爆炸物为自制的过氧化物炸药。后来，一个“基地”组织的分支机构声称对此负责。英国警方随即展开了一系列的搜捕行动，抓获多名恐怖分子，并查获了大量用于制造爆炸物的化学物质。
就近而言，这次地铁恐怖袭击给英国人内心烙下了心理伤痕，但能否说今年的伦敦地铁演习之所以如此声势浩大，就仅是因为2005 年的伦敦地铁恐怖袭击案呢？其实英国人对于防灾避险的重视是有着悠久的历史基础的。

伦敦大火迷思

350 年前，一位面包师因为忘了关炉子，酿成了伦敦历史上最大的火灾。这场给英国人带来惨痛损失的大火使得这座欧洲最大城市的4/5 变成废墟，百姓流离失所，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泪流满面。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疏忽竟然演变成了伦敦历史上八大灾难之一。这场灾难改变了伦敦的面貌，也改变了历史。
公元1666 年9 月2 日星期日凌晨1 点左右，一场大火几乎延烧了整个伦敦。持续了4 天的大火烧毁了伦敦大约1/6 的建筑物，包括87 间教堂、44 家公司以及13000 间民房。

当时的伦敦是英国最大的城市，人口约50 万，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极差，建筑物以木结构为主。
这场大火的起因是伦敦普丁巷的一家面包店的老板烤完面包后忘记熄灭面包炉，炉火引燃了民房。接着一阵大风很快将火焰吹过几条全是木屋的狭窄街道，然后又进入泰晤士河北岸的一些仓库。还好住在面包房顶楼的一个长工拉响了警报。目击者、日记名家塞缪尔• 佩皮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如果你当时素面朝天地站在风里，那么你几乎就会被火星组成的雨点烧焦。”
伦敦市长在凌晨就接到了失火通知，但由于当天是星期日，他没心情工作，这使得管理部门没有及时应付，导致大火最终一发不可收拾，当天下午，大火已经大肆蔓延开了。直至星期三，整个伦敦总共有上万间房屋和教堂被烧毁、300 多公亩的土地化为焦土。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也难逃劫难，作家埃弗林目击了大火中的教堂：“熔化的铅熔物淹没了附近的街道。热浪使得石造物爆炸，连古墓也被炸开，露出了许多木乃伊状的尸首。”
伦敦城一片混乱，普丁巷位于伦敦旧城拥挤地区的中心，也是伊斯特奇普市场的垃圾堆放地，一般的老百姓都住在那里。当时人们主要是往泰晤士河边跑，河里到处是满载难民的船只，有冲入火海抢救财产的人，也有留下来用胶桶打水试图灭火的人。火苗冲天，夹带着哭喊声和劈啪作响的房屋爆裂声。神职人员文森特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伦敦的希望消逝了！”这次伦敦大火有5 人丧生火难，大多数市民有充裕的时间逃离灾区，伦敦的驿道上挤满了装载着各种家产的手推小车。值得庆幸的是，伦敦大火彻底消灭了自1665年以来伦敦的鼠疫问题，地窖中的老鼠根本没有藏身之处，数量庞大的老鼠在大火中丧生，从此伦敦再未发生过大规模鼠疫。
当时的伦敦还没有公立消防站。面对大片的火海，用木桶或手摇抽水机救火显然是杯水车薪。在伦敦城的东边，士兵和水手们用火药炸毁房屋，空地形成了人工防火通道。这个方法控制了火势也保住了城东的伦敦塔桥。在城西，正当大火即将威胁到王宫的时候，风势开始减弱，人们终于在星期四晚上将大火扑灭。

大火也造成了大约1000 万英镑的经济损失，当时伦敦市的年收入是1.2 万英镑。火灾后，超过1 万人无家可归。
许多难民临时居住在穆尔菲尔德的棚屋中，或在他们烧毁的房屋旁建造个简陋小屋。不过，灾后重建工作非常快速，到了1672 年，几乎所有的市民都迁入了新居。
重建后的伦敦市以石头房子代替了原有木屋，个人卫生也得到改善，瘟疫不再爆发。佩皮斯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次瘟疫与大火的接连事件：“目睹瘟疫的惨状，心中极为不安，口中只好嚼嚼烟草，以避开细菌的侵袭。……我从床上爬起来，穿上睡衣，走到窗前观看，以为失火地点在最远处的马克基的后面，尔后又上床蒙头大睡。”
后来起火点普丁巷附近立了一个纪念碑，高61.5 米，为圆柱形带凹槽，柱内中空，共有311 级旋转楼梯直通碑顶，顶端为火焰饰围绕的圆球，在碑顶可远眺伦敦金融城风光，眺望台的铁栏杆都是用当年烧熔的铁器重新铸成的。纪念碑由英国天文学家和建筑师克里斯多佛• 雷恩所设计，城市重建工作由雷恩主导，54 间教堂中有51 间是他重新设计的，包括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
1666 年的大火灾是英国人永世难忘的灾难，全国的中小学历史教材中都有专门的章节讲述这一事件。伦敦博物馆将这个灾难事件作为该馆其中一项长年展览。无论是人为还是自然灾难，除了经济上的损失，最大的打击是心灵上的。伦敦博物馆馆长伊特在被问及如何评价瘟疫和大火这两大灾难时说：“很难衡量这两者在英国历史上的地位孰重孰轻。这两者给英国人民造成的伤害程度是同等的。一个夺走的是人的生命，另一个摧毁的是财富。两个都是极其极端的恶性灾难事件，却发生在同一历史时期，真是对伦敦人的双重打击！”
今年是伦敦大火350 周年，虽然这场浩劫已经过了几个世纪，教科书也向几代人展开了这段悲惨的历史，并且通过建立的纪念碑来纪念这场大火。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流动，大火的阴影或许已经渐渐淡出英国人的心灵，可2005 年伦敦地铁爆炸案的发生又造成了英国人的新伤。恐惧与历史灾难的阴影在英国人心头久久难以散却。他们于今年进行了模拟事故应急演练，其中缘由，不言而喻。
大火摧毁城市家园，烙印在几代人心中；日不落帝国的兴衰，在历史上留下痕迹；雾都已经散开了雾，可以重现蓝天白云；天授我权珍爱生命，深谋远虑防灾避险。
 

延伸阅读——恐怖袭击应对指南

1. 跑：如果可能，找出最安全的路径逃跑，说服其他人和你一起走，别留恋财物。
2. 藏：如果跑不了就藏起来，尝试着找到一个安全的藏身地，最好是在加固墙体的背后。如果你能看到袭击者，他就也能看到你。记住，子弹是会穿透玻璃、木材、砖和金属的。还要确保手机处于静音状态。
3. 报警：逃出来之后，尽可能报警，提供尽可能详尽的信息，嫌疑人在哪里，有多少人，外貌特征如何，手中有什么武器，以及还有多少人仍在建筑物里。

时间无法修复　灾难终将避免
切尔诺贝利三十年祭

陈韫佳/ 编辑

今年4 月26 日是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三十周年祭日。三十年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导致当地人民死伤众多、幸存者背井离乡，事发地以及周遭国家的人民、土地等都遭受到核辐射的污染，这使得全世界的人类都开始重视起核污染。如今这片土地逐渐复生，核安全也逐渐走进人们的眼帘。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时隔30 年的光阴，老旧的时钟永远地驻足于1 时23 分。那曾经被誉为最安全、最可靠的核电站在一声巨响下，成了无人居住的巨大核辐射“发源地”，从而酿成世界和平利用核能史上的最惨重的一次灾难。

回首当年

那时还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时期，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加入联盟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修建的第一座核电站，也是最大的核电站。它修建于1973 年，1977年启动，位于乌克兰基辅市西北130 公里处，共有4 台100万千瓦机组的大型核电站。
1986 年4 月25 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开始按计划进行定期维修。然而由于连续的操作失误，4 号站反应堆状态十分不稳定。
26 日凌晨1 时24 分，4 号核反应堆在进行半烘烤实验中突然失火爆炸。随着爆炸声，一个30 多米高的火柱掀开了反应堆的外壳，冲向天空。反应堆的防护结构和各种设备整个被掀起，高达2000℃的烈焰吞噬着机房，熔化了粗大的钢架。
携带着高放射性物质的水蒸气和尘埃随着浓烟升腾、弥漫、遮天蔽日，其半径30 公里的区域随后被划为隔离区，致使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许多地区遭到核辐射的污染。这次灾难所释放出的辐射线剂量是日本广岛遭受的原子弹剂量的400 倍以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瞬发临界反应性引入事故，导致31 人当场死亡，上万人由于放射性物质的长期影响而致命或患重病，死者中大部分是消防队员和救护员。
事发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第二消防站接到火灾警报，当班值勤的28 名消防队员立即出动。消防队员第一件要做的事是扑灭发电汽轮机厂房顶的沥青大火，保护紧邻的正在运转的3 号反应堆。消防员们一边用水龙灭火，一边用消防锹把致命放射性反应堆残骸扔下涡轮机厂房房顶。此时汽轮机厂房屋顶的辐射照射强度为2 万伦琴，被炸开的反应堆内部是3 万伦琴。
500 伦琴、5 个小时的照射即能致人急性死亡。这些消防员与大火战斗了一个小时后，由于辐射眼睛都变色了，随后出现了头晕和呕吐症状，当班指挥员在救援的两周后不治牺牲。
在莫斯科，国家委员会颁布两项紧急措施：首先，派出消防员把反应炉底部的水抽干，他们后来被称为国家英雄，但余生将受辐射病所苦；之后，为了以更有效的方式封住裂缝，一劳永逸地降低温度，两天内，2400 吨铅被空投到反应炉。铅一丢进去，温度马上就降低了，熔化后也封住了洞口，辐射降低了。但是有些铅被熔化后蒸发到大气中，20 年后，切尔诺贝利病童的身体中，仍可检测到微量的铅。
熊熊大火是扑灭了，但核辐射所带来的影响如同野火般烧不尽，反应堆直至事故发生10 昼夜后才被封存，放射性元素一直超量释放。用来封存反应堆的是一个花费20 亿美元、29000 吨的“石棺”。在之后的岁月中，净化土地成了一项长期的工程，国家政府每年都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清理被污染的区域。

创伤难愈

当重大事故不可预测地发生时，消防员们往往冲锋在前，也正是多亏了他们，切尔诺贝利才避免了后来的二次爆炸。白俄罗斯明斯克国际萨哈罗夫环境大学的阿列克谢• 奥克诺夫致力于研究这次事故对健康造成的影响：“一场我们终生都无法扑灭的大火。”
参与现场救援的28 名消防队员中，仅有16 人活到了事故发生后的20 年。作为国家英雄，他们的肖像永远陈列在切尔诺贝利博物馆内。
比尔贡就是其中一名生还的消防员。作为第一批抵达现场的消防队员，比尔贡和战友在毫无防护的情况下投入了扑救。在一次加水过程中，比尔贡发现一根大铁棒卡在车轮上, 在没戴手套的情况下，他把铁棒弄了出来。大约20 分钟后，比尔贡突然感到一阵恶心，接着就是每30 秒一次的间歇性呕吐、眩晕无力，直至不能站立。比尔贡最终被送进了医院，他变成了“辐射人”。此后25 年，他每半年得接受一次身体检查，还经常受到剧烈头痛、头晕、痉挛等病痛的折磨，由于需要自费购买治病所需的昂贵药品以及各种蔬菜、水果，每月3500卢布的退休金根本就是杯水车薪。
当年像电站消防队员比尔贡一样“赤手空拳”拯救灾难的英雄超过60 万人，甚至有3 名志愿者在反应堆熔化时，潜入有放射性的水池里，把管道打开，将水排空。他们因此遭到强力辐射，数天之内就全部死于辐射病。
消防员们奋不顾身地投入灾难中时，不只是职责所在，更是用鲜活的生命在阻止辐射继续扩大。他们拯救的不仅仅是一座核电站，更是拯救了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他们的英雄事迹将永存人间。
在如今的在切尔诺贝利城里，有座消防员纪念碑。前去悼念缅怀的人们络绎不绝，他们点燃蜡烛纪念亡者英雄，活着的人们从未忘却并永远铭记！
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全世界各类人士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关注着这个令人心痛的城市，科学家、摄影师、探险者、导演、作家等等。他们呕心沥血地把我们所不知道的一切，尽最大可能铺成一个完整的篇章展现在人们眼前，如同经历了劫难又逃过了的幸存者一般。那是难以翻过的篇章，他们替我们在翻；那过不去的心坎，他们在替我们过。而历史终究是既成事实，彻底的失去令人痛彻心扉，这是时间也无法修复的，但它依旧没有停止脚步，生活一直在进行着。

故土新生

被专家预测两万年内不宜居住的切尔诺贝利，早已不再是“死区”。它经历了几十年的死寂之后已经成为了动植物的新天堂，有时还可以看见炊烟升起。
当初在人类撤离后，约有270 多种动物回来了，野生动物以惊人的生命力在此活跃了起来，特殊的种类给这片土壤带来了新的活力，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撤离区可以见到驼鹿、狼和梅花鹿等大型动物，但是数量并不多。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一份报告，在核事故发生后，附近区域的狼群数量激增。在2003 年到2004 年的狩猎季节，猎人们捕获超过100 条狼。人们甚至可以见到一度灭绝的普氏野马，现在只在非常少数几个保护区内还能有幸见到它们的身影。普氏野马对基辅地区的气候和环境适应都很好，目前没有发现辐射对它们造成的负面影响。
老鼠和其他啮齿类动物似乎出现了大规模的繁盛，动物世界的千变万化令人叹为观止，致使科学家们前来研究。他们随后进行了一项实验，将一只健康的野生老鼠放进笼子里，置于遭受最严重核污染的地区，随后对其染色体进行检测。检测的结果让他们吃惊不已：“它们似乎发展出了一种天然的抗辐射免疫力。”
“大自然”似乎在不经意间修复了切尔诺贝利。
对于那些动物们而言，这里是可以生活的家园；对于那些曾经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而言更是如此——那是家，永远的家！居民们在距离切尔诺贝利核电站10 公里左右的一个地方建立了一个小村庄，他们之前大部分都住在不远处的普里皮亚季。村庄里的柏油马路是核灾难发生之前修的，如今已逐渐被大自然侵蚀。村里的居民房子大多通了电，有的还安了电话，村民们种菜、饲养家禽、捕鱼打猎，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每周会有送货车来到这里，为人们送生活必需品。
在村民眼里，环境的污染也许不是最悲惨的蹂躏，他们自身就证明了生命力的韧劲已经战胜了核辐射造成的真实又消极的影响。
俄国诗里有这么一句“如果你离开，就会逝去”。在切尔诺贝利30 年纪念日来临之际，回首事故发生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历历在目，人们曾经一度悲痛过、失去生的希望，但未曾遗忘并且时刻缅怀着为人民做出贡献、甚至牺牲的烈士们。
切尔诺贝利附近的普里皮亚季镇，空空如也的大楼、干枯的树枝，龟裂的水泥地一片荒凉，但是就在这个中央屹立着一尊耶稣受难像十字架，十字架前有一束白色的鲜花。这似乎在向世界宣布着：人们已经准备好正视这一切劫难的发生和结果，接受失去和事实，然后镌刻于心！
若我们反思，核电站应该何去何从？套用今年世界地球日的宣传语来说“节约集约利用资源，倡导绿色简约生活”。2016 年3 月31 日至4 月1 日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时值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之际，世界面临的风险问题依旧突出。核安全峰会定义“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的主题，国际舆论更对此高度关注，期盼凝聚国际社会共识。如同《国际歌》尾声所歌颂的那样，只要全世界人类团结在一起，我们想要改变并为之积极努力去做的事就能达成，就会实现！

毛奇龄的 《杭州治火议》

李采芹/ 文

毛奇龄，浙江萧山人，明末出生，清康熙十八年（1679 年），参加博学鸿儒科试，授任翰林院检讨、明史馆纂修官等职。毛奇龄一生治经史及音韵学，著述甚丰，所著合编为《西河合集》。
毛奇龄晚年回到杭州，深感自五代以来，火灾一直困扰杭城，官民不堪其苦。他询问当地居民遇到过多少次火灾，“即中年者亦必答曰：予生若干次矣。其最侥幸者，亦必树一指曰：惭愧，已一次矣。从未有云无可者。”为此，毛奇龄潜心研究杭州火灾的历史和现状，并进行社会调查，写成《杭州治火议》。这是我国古代仅见的一篇以唯物主义科学火灾观为指导，全面论述城市火灾治理的专著。

对火灾天象说、地理说的批判

毛奇龄在《杭州治火议》中，首先批判火灾天象说、地理说和其他片面之词。
清代前期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把火灾的原因归咎于天象、风水、地理不吉等迷信说法很是普遍。火灾天象说认为：“吴越分界在戌，而太初历法以岁出戌，当房心之间。心者，火也。”
毛奇龄批驳说，吴越地区“南极富春，北逾江淮，为地甚广”，为什么仅仅以“杭州一城当之”，以吴越分野来解释杭州火灾频繁，“其可通乎？”
火灾地理说认为，杭州“郡南凤凰山蜿蜒南峙，南属离方，以离方龙冲城而入，焉得无火然”。毛奇龄批驳说：“尝考浙河左右，其自新安以南，太末以东，凡在山县多有离龙角起排发抵治者，然未闻有灾害也。”所以说杭州地理不吉引发火灾是说不通的。
还有人认为杭州多火灾是因为唐朝李泌为刺史时所开凿的六口水井淤塞，“六大水井为浇火之借。今六井久塞，无由灌救”。没有了镇火之水，因此火灾频发。毛奇龄同样予以批驳说：“杭州城宽延袤若干，必非六井所能济……若云水可厌火，则西湖一大水，与全城首尾然，尚且不能厌火，而谓六井能厌之，此妇孺之语也。”
毛奇龄不迷信，不相信所谓的天象、地理能引发火灾的迷信之说，这种大无畏的精神和客观的态度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杭州多火灾的真正原因

那么杭州为什么火灾频繁呢？毛奇龄经过调查分析后认为，杭州与汉口一样多火灾，是因为“杭之房与汉口之屋有异于他。而备查两地，则汉口专用竹，而杭则兼用竹木”。每一幢房屋从基奠以至梁、柱、窗棂全为木材构架，而且以木为墙障，以竹为瓦荐，护牖为笆，层层裹饰，非竹则木。还有杭州多楼房，单屋少而重屋多，两重架格，犹复接木楹于轩宇之上，名曰晒台。加之房屋毗连，“市廛闤闠，多接飞檐，桥梁巷门，鳞排栉比，了无罅隙”。这样的房屋结构和街道组合“以满城灯火百万家，烟爨原足比沃焦之山，象郁攸之穴，而且上下四旁，无非竹木，既已埋身在烈坑中矣”。
不仅如此，城内“侩贩营业，多炊煮、蒸熬、熏焙、烧炙为生计而贫民昼苦趁逐，往多夜作，诸凡治机丝，煅金锡，皆通夕不寐”。老百姓又习惯于苟且，以“箕笼厝火，竹檠点灯，暑则燃蚊烟，寒则烘草荐，无非硝炭。而况俗尚释老，合乡礼斗联棚，诵经焚香烧烛，沿宵累旦，又何一非致火者？”毛奇龄指出，杭州城内易燃建筑密集，生产、生活用火以百万计而且昼夜不熄，还有供奉佛教、道教神灵的香烛之火，所有这些就如同在周围堆满竹木的大坑中大量用火，火灾能不频繁吗？

对热辐射现象和原理的阐述

毛奇龄在《杭州治火议》中对木结构房屋燃烧的特点作了精辟的分析。一是“诸火无威而木火有威”，即木材燃烧后火势威猛，人很难靠近，也就无法扑救。二是木屋燃烧后，左边的房屋还未烧完，火焰并未烧到右边的房屋，而右边的房屋已经起火了。这是因为“木中之火，以外热而炙于其里，往往火所未及，而木先出烟，以外火与内火两相煏（焙烤）也”。
毛奇龄经过对火场的仔细观察，发现木屋燃烧猛烈时产生的高温，将毗邻房屋的木构件炙烤达到燃点时，便快速分解，冒烟起火了。这一发现揭示了木结构建筑火灾蔓延的主要方式和途径，这是我国古代学者对燃烧现象学说中关于热辐射现象和原理的最早阐述。当然“外火内火两相煏”之说还不够精确，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防火的基本对策在于改木屋为砖屋

毛奇龄基于对木结构房屋燃烧现象的仔细观察和科学认识，找到火灾极易蔓延扩大的原因，进而提出防火的办法。他认为要减少火灾的损失，预防重于灭火。针对杭州火灾频繁的根源在于易燃建筑密集，因此防火的基本对策在于改竹木建筑为砖瓦房。
毛奇龄指出：“盖中国屋制四海一辙，北土南砖，俱作御火。”他提议在杭州建屋，“一室之中惟栋梁椽柱是木耳，它皆砖也”，即使稍有不慎，则砖瓦可以阻隔火，使火不成势，“火不成势，则救者可近，救者可近，则此屋之火不能热彼屋之火。即任其自焚，亦不过数间止耳”，这就可以有效地预防火灾。这种“木屋易火，易之以砖则不火”的道理是理之至明的。但是“庸人狃于故常，而惮于更革，即一二有识者，或痛思作改，稍知求一劳永逸之计，而寡不敌众，一室之砖，不能抗万间之木，是不必借”。
为了改变这状况，使木屋改砖屋得以推广，毛奇龄提出具体的措施是“新被灾之地，则大张示谕……不得因仍旧习，私用竹木。违者以非法处之，并拆其所造屋”。运用这项措施“是以被灾之地，必易砖房，然后积渐，次第徐图一辙，必使满城皆砖而后已。此固救时良策，稍有识者，必不以其言为河汉也”。
毛奇龄还具体分析了有人提出的“砖贵而竹木贱也”的说法，认为盖砖房省工，盖竹木房“杭屋外垣，纯用土筑，而舂基、埋石、畚土、盖瓦，材费不赀，所绝无者独砖耳”，而且“杭州土皆贵，卖而削筑圬墁，诸工并进，恐物值工价，未必有歉于砖也”。毛奇龄还分析说，如果都改砖房，则“物盈则贱，岂止易办”，“商贾趋利若鹜，稍有微赢，则其物无胫而至”。况且“夫以一焚，而家赀千百尽付烬灰，则虽十倍之费，犹当痛自祓濯，改柯易叶为百年不拔之良策”。

辅以“徇火令”“严火罚”等防救措施

在强调改善建筑防火条件的同时，毛奇龄又提出实行“徇火令”“撤小屋、涂大屋”“断火巷”“严火罚”一整套防火、救火措施。
“徇火令”，即将坊里居民组织起来，轮流值日，宣传检查防火：“先立三十家牌，以牌中各户轮流为首，每首值十日，每日早晚，则值者至各家呼曰‘请查火’俟其家查看一遍，答曰‘查讫’。然后至第二家，亦如之。其法用牌一方，横立者三十家，竖立三十日，纵横界之以作格。每查讫，则于某家格下，某日格中覆以朱圈，以为他日火罚之案焉。”
这种以防火宣传、检查为内容并建立防火责任制的方法行之有效，对后世颇有影响。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所著的《我的前半生》中描述：“每当夕阳西下，（紫）禁城进入暮色苍茫之中，进宫办事的人全部走净的时候，静悄悄的（紫）禁城中央——乾清宫那里便传来一种凄厉的呼声：‘搭闩，下钱粮，灯火小——心’。随着后尾的余音，（紫）禁城各个角落里此起彼伏地响起了值班太监死阴活气的回音，这是康熙皇帝给太监们规定的例行公事，以保持警惕。”紫禁城的这个做法和毛奇龄所提的防火措施极其相似。
“撤小屋、涂大屋”是救火的主要方法。毛奇龄认为杭州“备水器、蓄水潦诸事而此地皆无，所用惟有撤小屋，涂大屋六字最为切当。大抵木火难近扑，既不能沟浍鲜，少浇又必不得，惟撤屋为第一良法。量其火之大小以定所撤之远近，远逾若干丈，近逾若干尺，须在官者预立程度，以一切行之。法在必撤，毋许阻挡，阻挡者，以违法论”。
实行这一方法，在救火时就可以做到既不随意乱拆房屋，又不至于必须拆的房屋受阻挡而拆不了影响灭火。这是撤小屋的方法。救火的另一方法是涂大屋，“若遇大屋，则以水泥涂之，以水衣布幔之。杭俗屋大则墙壁高峻，可以堵御”。如果火大不能堵御，“则亦撤之，以待更为无火” 。
破拆房屋，对贫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损失，毛奇龄考虑到了这一点，提出了补贴的措施。当火扑灭后“则一里内，保全之家，又量其远近而合钱多寡，以偿其所撒屋，无偏戾焉……但大屋必属大家，其合钱补偿之事则可不必耳”。在封建社会，毛奇龄能有这样的思想是难能可贵的。
“断火巷”，是根据当时杭州火场秩序混乱所采取的措施，毛奇龄指出：“不幸失火，则多游手人噪聚乘间，名为救火，实抢火也。今且值旗丁甚夥，马蹄一蹴踏，而其地已糜烂矣。”
为了解决以上两个问题，毛奇龄提出了“断火巷”的措施：“每三十家中，合置两大木，先截其街巷之两头而横关之。里总报官府，官府即差役树两牌于两头，第许内出，不许外入。
外入者即坐以‘抢火’，许守关者持木棍扑击之，死伤此地者，竟置勿论。至于内出者，则各给筹一枝，验其运帑，或有亲党请入运帑者，许持筹者引之验入。若有救火辈来，则预作标识……许标识其坊名书于灯，而称竿以持之，并所携钩、镰、械仗，次第验入，毋使溷乱，此要领也。”
“严火罚”是强调对“火头”从严处理：“从来起火之家，名曰‘火头’，其罚甚重。今既设徇令，则必查其起火者为何牌何户，谁徇谁答。未徇时则罪在徇，既答而不戒，则罪在答。虽罪不致死，然必重创之，以惩其将来。考明季火头之罚，以锒铛系颈，游于十门，然后从县解府、解道、解司，至抚院而止。每解衙门，必责二十棰，以为常，诚重之也。今罚宜仍旧与否，不必然。然而严则必然耳。”
毛奇龄的治火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初七日（1898 年12 月31 日），《申报》刊登《弭火患说》的评论，重申了毛奇龄的治火思想。

王祯论“天火”与“人火”

李采芹/ 文　IC/ 图

随着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对火的认识也有很大提高。建立中国农学体系的著名学者王祯，在他的巨著《农书·杂录》中刊发了《法制长生屋》《法制灰泥附》两篇消防技术专论，对“天火”与“人火”有了区别于古人的全新认识。
王祯（1271 年－ 1368 年），字伯善，元代东平（今山东省东平县）人。自成宗元贞元年（1295 年）至大德四年（1300 年），曾任宣州旌德（今安徽省旌德县）县尹6 年，后调任信州永丰（今江西省广丰县）县尹。他在任职期间，捐俸办学、修桥、补路，教民农桑，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百姓称赞他“惠民有为”。王祯在旌德、永丰任县尹时，编著《农书》三十七卷（现存三十六卷），这是我国第一部总结全国范围农业生产经验的农书。消防与农业科学技术本无直接关系，而王祯却把消防技术专论《法制长生屋》收到《农书》中，显然他在任县尹期间深知农民受火灾之苦。因此，在传授农业科学技术的同时，还传授消防安全知识，“凡农家居屋、厨屋、蚕室、仓库、牛屋，皆宜以法制泥土为用”，希望农家改善防火条件，加强防火。王祯的良苦用心说明他是一位体恤民情、恪尽职守的地方官员和具有高尚品德的士大夫。
《法制长生屋》关于火与火灾的叙述如下：“天生五材，民并用之。而水火皆能为灾，火之为灾尤其暴者也。《春秋左氏传》曰：‘天火曰灾，人火曰火。’夫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咮为鹑火，心为大火。天火之孽，虽曰气运所感，亦必假于人火而后作焉。人之饮食，非火不成；人之寝处，非火不明。人火之孽，失于不慎，始于毫发，终于延绵。且火得木而生，得水而熄，至土而尽。
故木者，火之母。人之居室，皆资于木，易以生患。水者火之牡，而足以胜火，人皆知之。土者火之子，而足以御火，而人未之知也。水者，救于已然之后；土者，御于未然之前。
救于已然之后者难为功，御于未然之前者易为力。此曲突徙薪之谋，所以愈于焦头烂额之功也。”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先生在《中国火灾大典序》中，对王祯的以上表述作了高度评价：“火与火灾这一概念，曾困扰古人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左传》记载：‘人火曰火，天火曰灾’，把‘天火’与‘人火’截然分开。直到1900 年后的元朝，科学家王祯在《农书》中对‘人火’、‘天火’才作了比较正确的表述。他指出：‘天火之孽，虽曰气运所感，亦必假于人火而后作焉。人之饮食，非火不成；人之寝处，非火不明。人火之孽，失于不慎，始于毫发，终于延绵。’这是对火灾认识的一次飞跃。”
王祯关于“天火之孽”，“必假于人火而后作”，必须借助“人火”才会发生的论断，事实上否定了“天火”之说。而“人火”造成的火灾又都在于人的“不慎”。火灾初起的时候都很小，但最终蔓延扩大后就不可收拾。这些观点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社会火灾的发生和发展规律。“火得木而生，得水而熄，至土而尽”，准确地表述了火、木、水、土四种物质的关系。木材遇到火就会燃烧，火遇到水就会熄灭，火烧到有土的地方就会停止。木能生火，水能克火，古人在认识上早就作了概括，但火“至土而尽”却是王祯首先提出来的，尽管古人早就采用泥土筑墙，涂屋以防火。文中“水者火之牡”的“牡”字，作锁键、锁闩解，意为水可以把火锁闭起来。王祯基于上述对火、木、水、土四者关系的系统认识，进一步提出“人之居室皆资于木”，而人的生活又离不开火，所以容易发生火灾，必须重视防火。在怎样防的问题上，王祯强调：“水者，救于已然之后；土者，御于未然之前。救于已然之后者难为功，御于未然之前者易为力。”就是说等火灾已经发生再用水去救，虽能把火扑灭，但已造成损失，功效已经不大了；若在火灾未发生之前就采用泥土加强防御，功效就大得多了。王祯的贡献还在于具体解决怎样防的问题，提出“法制长生屋”的技术措施。
元代人们在消防管理中已开始认识到要抵御火灾，必须充分利用当时先进的技术，采取预防措施。有些措施虽然不普遍，但也反映了元代防火技术的状况。
元代的建筑材料主要是木材，木材为可燃材料，容易引起火灾。人们便在改善建筑可燃构件上想办法，王祯“法制长生屋”的主张便应运而生了。所谓“法制长生屋”，就是用比较科学的方法制成耐燃烧的灰泥，先在木构件上涂泥，再将这种灰泥涂抹在泥的表面。这样可燃的木构件就增加了耐火性能，可以阻止火势蔓延。经过这种防火处理的房屋就不容易在遭遇火灾时被烧毁，从“短命”变成“长生”，故名长生屋。
王祯关于“法制长生屋”的技术主张已写成专著《法制长生屋》，收入《农书》中。《法制长生屋》技术部分
全文如下：
吾尝观古人救火之术，宋灾，乐喜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彻小屋、涂大屋、陈畚挶、具绠缶、备水器、蓄水潦，积土涂、表火道，此救疗之法也。郑灾，公孙侨为政，郊人助史除于国北，禳火于玄冥、回禄，祈于四庸，此祈禳之法也。是皆救于已然之后。
尝见往年腹里诸郡所居，瓦屋则用砖裹杣檐，草屋则用泥圬上下，既防延烧，且易救护。又有别置府藏，外护砖泥，谓之土库，火不能入。窃以此推之，凡农家居屋、厨屋、蚕室、仓屋、牛屋，皆宜以法制泥土为用。先宜选用壮大材木，缔构既成，椽上铺板，板上傅泥，泥上用法制油灰泥涂饰，待日曝干，坚如瓷石，可以代瓦。凡屋中内外材木露者与夫门窗壁堵，通用法制灰泥圬墁之。务要匀厚固密，勿有罅隙，可免焚火焮之患。名曰：“法制长生屋”。是乃御于未燃之前，诚为长策，又岂特农家所宜哉。

今之高堂大厦，危楼杰阁，所以居珍宝而奉身体者，诚为不赀。一旦患生于不测，起于微渺，转盼摇足，化为煨烬之区，瓦砾之场，千金之躯，亦或不保，良可哀悯。平居暇日，诚能依此制造，不惟历劫火而不坏，亦可防风雨而不朽。
至若阛阓之市，居民辏集，虽不能尽依此法，其间或有一焉，亦可以间隔火道，不致延烧。安可惜一时之费，而不为永久万全之计哉？
赞曰：“上栋下宇，从古而然。衣食之利，农家攸先。维彼仓廪，食之所寄。一有遗燎，化为焦土。嗟尔农夫，豫戒不虞。制泥和灰，是墁是涂。何畏毕方，何愁回禄。栋宇恒存，衣食恒足。匪直农家，此策是宜。凡百居宅，可仿作之。”
王祯不仅希望凡农家居室、厨房、蚕室、仓库、牛屋都改建成“长生屋”，而且希望城市中的“高堂大厦、危楼杰阁”也能依此制造。这样做不仅可以防火，而且还可以防风雨不朽。
“法制灰泥”的制作，作为《法制长生屋》的附件收入《农书》。全文如下：用砖屑为末，白善泥、洞油枯、莩灰石、炭及糯米胶，以前五件等分为末，将糯米胶调和所得。地面为砖，则用砖模脱出，趁湿于良平地面上，用泥墁成一片，半年干如石砖然。圬墁屋宇则加纸筋和匀用之，不致折裂。涂饰材木上，用带筋石灰；如材木光处，则用小竹钉簪麻须惹泥，不致脱落。
这种人造耐火材料用在建筑上，自然能提高建筑物的耐火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