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的振袖大火

张晓虹/ 编辑

“火灾与打架是江户的精华”这是很有名的谚语。
江户是个屡次发生火灾的都市，碰到刮大风的日子，江户人都提心吊胆地警戒着火灾发生。由于房子都是木头造的，加上消防体制不完整，所以每逢发生火灾，规模都非同小可。
日本最大一次火灾是1657 年的明历大火，俗称振袖大火。振袖是未婚女子穿的和服，两边袖子很长的那种，在今日的日本，只能在成人节与元旦、婚宴，才能目睹年轻女子的振袖艳容。这场大火被认为是日本史上仅次于东京的大空袭、关东大地震之外最惨重的灾难，与伦敦大火、罗马大火并称世界三大火灾。

明历大火的传说

1657 年1 月18 日午后两点，坐落在本乡丸山的本妙寺突然失火，凑巧当天刮大风，眨眼间便延烧到四周。起初是汤岛（东京文京区东部）一带被烧掉，其次是神田明神那一带，最后连御茶之水与骏河台那一带的大名诸侯宅邸地区，也烧得寸草不留。大火一直烧到翌日中午，才在江户湾（东京湾）前顿足。
为什么俗称振袖大火？其实这场大火有个传说。
相传在二百五十年前，有位富商的女儿，某日到寺院烧香膜拜，偶然看见一位俊秀的武士，出现在往来的人潮之中。在平凡的人群中，这位美少年显得出众过人，气质不凡。思春少女于是对这名美少年一见钟情，心仪不已。
然而，不知这名武士叫什么、来自何方，随行在小姐身旁的侍从正想上前打听时，他已消失在人群当中，不见踪影。虽然只有一面之缘，武士的身影，甚至他衣袖上的小点花纹，都还清晰地留在女孩的脑中。
当时，年轻武士身上所穿着的礼服，光鲜华丽的程度并不逊于年轻少女们的和服。最吸引少女眼光，使她日夜思念的，正是美少年身上所穿的与众不同的上衣。
女孩于是决定做一件与年轻武士所穿的质地、颜色、纹路完全相同的衣服。她心想，若是穿上同样的衣服，或许可以吸引那位年轻武士的注意。决定如此做之后，女孩立刻请了位裁缝师，按照女孩的记忆，配合当时流行的款式，精心制作出一套与年轻武士所穿花式相同的长袖和服。
每次出门，女孩总爱穿着这件和服，而在家时，又喜欢将它挂在明显处，定睛注视着，希望因此找到那不知名、心中深深爱恋的梦中情人。但是看着这件和服，往往却又触景伤情，在一片迷蒙之中，编织些不切实际的幻想，每当她从梦中醒来，都是泪流满面。
同时，为了得到年轻武士的爱，她时常对着长袖和服，祈求神明，口中念唱着日莲教的“南无妙法莲华经”。
日夜思君不见君。自从那日惊鸿一瞥之后，就再也不见那年轻武士的英姿了。思恋之情，真是难耐，女孩为单相思所苦，镇日茶不思饭不想，终至日益消瘦，卧病在床，名医也回天乏术，不久便香消玉殒了。
女孩的父母，办好爱女的后事，并将爱女生前视为珍物的长袖和服，寄放在一家檀那寺。此种将死者的衣物放置寺院的做法，是沿袭日本流传极广的日莲教派特有的风俗，而寺院里的住持，则有权将这件衣服以高价拍卖出去。
因为这件和服质地细腻，为上等布料所裁制，而女孩生前所留的泪痕并未印留其上，因而从表面看来，仍旧非常鲜艳夺目，人见人爱。
买下这件衣服的，是一名与死去少女年纪相仿的女孩。然而令人诧异的事发生了，女孩才穿了这件和服一天，竟莫名地发起怪病来，时而手舞足蹈，时而呆呆痴痴，像是思春少女般，想着俊少年；她的视线迷迷蒙蒙，口中喃喃自语，父母见状，四处求神问卜，却都不得要领，没有多久，女孩也断了气。
这件长袖和服，再次被送进了寺院。
不久，住持又再度拍卖这件和服，购买的人，仍然是位年轻少女。这名少女才穿了一次，竟也患了同样的怪病，又是叫又是闹，一副思春的模样，最终也和先前两位少女一样，走上了黄泉路。
和服第三次进了寺院。住持又惊又奇，甚至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为了验证这件神秘的和服是否真有奇怪之处，住持再次拍卖这件不吉利的和服。然而奇怪的事再度发生。又是一位年轻女孩买了这件衣服，她穿过之后，日渐消瘦，这件衣服连续夺去了四位少女的性命。
长袖和服第四次被送回到寺院里头。
寺院住持心中暗忖原因，但左思右想都不得其解，他判断这件和服必定有妖魔鬼怪附在上头，便嘱咐小和尚，在寺院庭中升起一把火，烧掉这件和服。
小和尚们照住持的吩咐升起一堆火，把和服投入其中。
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发生了。
随着那件和服逐渐延烧，出现在小和尚眼前的竟是一团团的火焰文字，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南无妙法莲花经”这几个字。
然后，一片接一片的衣服，如大团火花一般，飞上寺院屋檐，整座寺院跟着烧了起来。寺院瞬间陷入一片火海，即使想抢救也为时已晚。火苗飞到附近的住家屋顶，整个街道跟着延烧开来。更糟的是，在海风的吹送之下，更助长了火势，火苗又往另一条街肆虐而去。
于是，猛火一条街烧过另一条街，一个村落烧完又往另一村落扩大，终至几乎整个住户的街道，都在大火狂虐下，化为灰烬。这就是明历大火的传说之一。除了上述的本妙寺失火说之外，还有另一种说法是火灾是从本妙寺旁的老中阿部忠秋家所开始，原因是阿部家的侍女不小心打翻了家里的蜡烛。但因为这场大火损失惨重，所以幕府不敢公布真正祸首为幕臣家所引起，唯恐有损幕府威严，因而与本妙寺串通，编造及散布了上述说法，由本妙寺帮忙背黑锅。
此外还有浪人放火说、幕府放火说等诸说。
当然，传说只是传说，至于真实的情况，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不过史书也将这场大火称为是“振袖大火”，因此即使有些部分不符合事实，大致也八九不离十吧。女孩年纪轻轻便病殁的背景，是当时流行着肺结核，而振袖可能是传染渠道。不过，也正因为这场大火，幕府才投下大量资金，重建江户，为日后的大江户打下根基。

明历大火的影响

由于死伤严重，所以明历大火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首先明历大火的火势大，死亡人数多。当时的江户地区人口比较密集，大火发生得比较突然，城市的防火措施比较落后，所以人们难以逃走。这次大火造成的破坏不计其数，烧坏了一千多座府邸，三百多座寺庙，四百多的个城镇，死亡人数达到十万人以上，大火蔓延的面积达到2574 公顷。
对于当时本就不多的人口数量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明历大火发生后，关于日本明历大火的传说也纷至沓来，普遍认同的是振袖大火的传说，这也就说明，明历大火之后，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开始崇尚自由民主思想。明历大火之后，城市的建筑也发生变化，城市的改建更新计划也被提到日程上来，计划包括有防灾措施，开辟防火巷、广小路。至于吉原游廊则迁移到浅草寺后面的农田地区，面积较原来多出五成，超过两万坪。本丸御殿、二之丸、三之丸的橹、门分别进行重建。日本的建筑可以说从那次大火开始改变，对于今天日本的房屋建设也有重要的借鉴作用。由于重建计划工程浩大，有大量的人力投入，江户城镇内开始出现一些食堂，提供“一饭、一汤、一泡菜”的便饭，后来日本第一家平民餐厅“奈良茶饭屋”在浅草开幕，提供整套饭菜。这些饮食习惯则沿袭至今。
谈到明历大火，今天的东京人的心中仍然是感到震撼的，可以说明历大火至今还影响着日本的人们。
（本文图片来自资料库，请原作者与本刊联系以便领取稿酬。）

尼禄大火传说

“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可能导致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是洛伦兹在1963 年提出的著名理论“蝴蝶效应”，意指一个微小的变化经过不断放大对其未来状态会造成极其巨大的差别。
尼禄大火、日本明历大火、1666 年的伦敦大火、哥本哈根大火等这些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大火，而它们有名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它们造成的损失有多大，而是它们可能因为一个不起眼的原因而酿成火灾，从而改变了一个国家的命运，使某个国家走向了出乎人们意料的道路。从本期开始我们将会为读者解析历史上那些改变国家命运的火灾。

张晓虹/ 编辑

公元64 年7 月18 日晚，从罗马城圆形竞技场附近突然开始的失火引发了一场可怕的城市火灾，史称尼禄大火。在一座200 万人口的古代大都市，火灾是很常见的事，罗马城最早在公元前300 年就出现了火灾和灭火问题。但这一次特殊的是，暑热难当，大风连连，风助火威，烈火蔓延，燃烧了整整7 天，全城14 个区中有3 个区完全过火烧毁，只有4 个区被保存下来，其他7 个区部分过火严重受损，过火面积占罗马城的三分之二。
这是罗马城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大灾难，许多宏伟壮丽的宫殿、神庙和公共建筑物，包括有800 年历史的朱庇特神庙，灶神处女祭司的炉膛都化为灰烬，在无数战争中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艺术珍品、不朽的古老文献原稿也遭到浩劫。那么谁是罗马大火的纵火者呢？古今史学上一直存有争议。历史学家们大多谴责当时的皇帝尼禄是纵火者，目的是为了绕过元老院，达到按照其私人目的重新设计罗马城市布局的目的。

谁是尼禄

按照现代历史学家的观点，尼禄是罗马历史上著名的暴君，幼年丧父，由其母亚格里皮娜（凯撒的直系后代）抚养成人。亚格里皮娜是个阴险多谋、酷好权势的女人，出于虚荣和野心，毒死了第二任丈夫，随后嫁给自己的舅父、年迈的皇帝克劳狄，成了帝后，又图亲掌大权，在其亲信近卫军长官布鲁斯支持下，迫使克劳狄废其生子布列塔尼太子，而立尼禄为帝位继承人。公元54 年亚格里皮娜又以残酷手段毒死克劳狄，把年仅17岁的尼禄推上皇帝宝座。
公元64 年罗马城发生火灾，据说尼禄不但坐视不救，且有唆使纵火之嫌，人们纷纷谴责他是罗马大火的纵火者。传闻说因为尼禄厌弃简陋的旧城或者是为了观赏火光冲天、别开生面的景致而纵火焚烧罗马城的。正当罗马变成一片火海的时候，尼禄却登上自己的舞台（一座花园的塔楼），在七弦琴的伴奏下，一边观赏狂暴的大火造成的恐怖情景，一边高声吟诵有关古希腊特洛伊城毁灭的诗篇。在大火之后，他还利用大火造成的破坏，在帕拉西山下抢先修建起自己的“黄金之屋”。在这座“金屋”里，不仅有宫廷建筑中早已司空见惯的金堆玉砌，而且有林苑、田园、水榭、浴场、水池和动物园，有让人领略其特有的湖光水色、林木幽邃和阔境别开的景物风情。整个宫殿内部用黄金、宝石和珍珠装饰，餐厅有象牙镶边的天花板、香水则从管中喷出，在浴池里既有海水也有泉水。尼禄看到这座富丽堂皇、豪华别致的建筑物时，赞叹地说：“这才像个人住的地方。”传说尼禄还想建一座以他的名字——尼禄诺波里斯命名的新首都。

历史争议

但是，尼禄是否真的是罗马大火的纵火者呢？古今史家仍有不同意见。古罗马史家塔西佗认为是尼禄放火焚烧罗马城的，他曾在书中写道：“因为火是从埃米里乌斯区提盖里努斯的房屋那里开始的，这种种迹象都表明尼禄是在想取得建立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首都的荣誉。”他还描写道：“当大火吞噬城市时，没有人敢去救火，因为许多人不断发出威胁不许人们去救火，还有一些人竟公然到处投火把。他们喊着说，他们是奉命这样做的。”古史家苏埃托尼乌斯的说法则更详尽：“他以不喜欢难看的旧建筑和曲折狭窄的旧街道为借口，竟然如此公开地点着了这座城市，以致几位前任的执政官在他们自己的庄园上发现尼禄的侍从拿着麻屑和火把时，竟然不敢拿捕他们。而在他特别想占用的黄金房屋附近的一些谷仓，是先用作战器摧毁后才付之一炬的，因为它们的墙壁是石头的。”
不过现代人对此城市规划说不太认可，尼禄只要征地就可以了，不需要靠纵火来达到这一目的。
有证据表明，大火发生之时，尼禄在郊外的别墅里。
得到火灾报告之后，尼禄立刻赶到现场指挥灭火，曾经一个人深入火场观察火情，做到了他应该干的事情。
灾后，尼禄的政府积极帮助灾民，提供临时救助，而且在他的提议下，政府出资重建了大部分公共建筑（如公共浴室），对那些迅速重建自己家园的业主提供额外的奖励，颁布严格的防火标准，包括更直更宽的街道（防火），灭火设施，供水系统等措施。所以后世把尼禄当作消防工程第一人，就是因为他的设计和法律规定完全是出于防火的考虑。

消防解疑

在消防科技发达的现在，专家们其实很容易看出尼禄大火的内在必然性，但缺乏历史细节，不能作具体分析，只能从林（野）火的三个重要环节来认识这个著名的历史疑团。
森林大火，通常需要同时满足气候、燃料和人三个条件才能形成大灾。
从气候角度说，尼禄大火发生在公元1 世纪，正是竺可桢指出的中国气候变冷，风干物燥的季节，在我国因为气候带来的干旱和王莽篡位带来的行政混乱，导致战争不断，掩盖了火灾高发的局面。
从燃料角度来说，公元6 年，罗马发生大火，当时的奴隶组成的消防队伍效率不高，导致奥古斯都解散了这支队伍，重新用解放的奴隶组成了消防队伍Vigile（守望者）。到公元26 年的时候，消防队就有7000 人，他们每天巡视大街，检查防火措施，发现火灾苗头及时处理，相当于宋代的军巡铺和后来的更夫制度。这种制度很有效，导致火灾数量下降，但这也意味着燃料蓄积量上升，这些逐步累积的燃料最终还是要烧掉，不是毁于失火，就是毁于战火。森林大火领域通常有30 年火灾周期的说法，而罗马城在6 年和64 年发生大火，其间隔刚好是58 年。
从人的角度来说，当时的灭火手段落后，主要靠唧筒（大型的注射器，宋代军巡捕的标准设备）向火场送水，效率低下。虽然希罗改进了手动泵浦，却只能供水，不能提供足够的压头来射水，所以主要用于矿区取水或军事用途。真正用于火场灭火的消防泵浦出现在17世纪初，当时多人操作的手动泵浦可以把水送到屋顶。
所以，罗马城的消防部队配备的工具主要是叉子，隔离燃料，最大的工具是大型攻城机，利用抛石机推墙倒屋，开辟防火空间。这些无法连续工作的设备，是不足以应付快速蔓延的大型火灾的。为什么风会助火灾蔓延呢？这是典型的火致流动，任何大型火场都会自发产生气流，产生火致流动的倾向，最著名的火致流动是1923年东京地震大火中的火旋风，一次烧死4 万人。
所以，不管尼禄大火的起因如何，总之大火的失控原因是由气候、燃料和当时的技术条件所共同决定的，与尼禄本人关系不大。尼禄除了关心艺术可以和宋徽宗相比，关心民生可以和王莽相比以外，并没有多少恶行。但是不幸的是，历史是后来他所迫害的基督徒们所写的，尼禄天纵英才，也无法对抗气候的威力，于是给我们留下了尼禄大火的传说，和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按照消防规律从事的城市规划。远观现在的消防工程历史，说尼禄是消防工程第一人，并不为过。

路易•艾黎与百年消防队

若　风/ 文

车子驶出外滩隧道，沿着吴淞路前行，便看见武进路路口一栋略呈文艺复兴风格的三层砖混建筑。朝着马路的方向，这座建筑呈凹弧形，一字排开四扇红色的木门。抬头仰望，建筑后面有一座方形的高塔。从1866 年开始，周围早已是沧海桑田，唯独这栋红白相间的小楼虽几经修缮，却仍维持着一百多年前的模样。
如今，有些年纪的上海人说起这座建筑，总是亲切地称其为“救火会”。这个名字源自初建时工部局火政处虹口救火会。历经三个世纪的变迁，如今它已成为了全国尚存的仍在使用中最早的城市消防队——虹口消防中队。
在消防中队会议室旁，有一个历史陈列室，里面记录了这支百年消防队一百五十年来的历史变迁。其中有一张老照片上，一位身着军装，英俊、帅气的外国男子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就是被邓小平称颂为“中国人民的老战士、老朋友、老战友”的国际友人——路易·艾黎。

从奥克兰到上海

2014 年11 月21 日，北京已是一片白雪皑皑。而此刻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首都奥克兰，却刚刚是初夏时节。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时，新西兰总
理约翰·基夫妇立即迎了上去。在他们身后，新西兰土著毛利族代表跳起了传统舞，在毛利族勇士和中国舞龙的引导下，习近平夫妇缓步走入欢迎会大厅。在讲话中，习近平主席说道，“中国和新西兰虽然相距遥远，但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早在19 世纪中叶，第一批中国移民就飘洋过海来到新西兰，同当地人民携手开创美好生活。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先生1927 年远赴中国，将毕生献给了中国民族独立和国家建设事业。”
1897 年12 月2 日，路易·艾黎在奥克兰出生，姑妈为他取了个名字“瑞威（Rewi）”。这个名字来自一位因奋力抵抗英国殖民者而英勇牺牲的新西兰土著英雄瑞维·曼尼亚波托。艾黎的姑妈或许未曾料想，几十年后，自己的侄子也因为在中国英勇无畏、不屈不挠的表现而被另一个民族所深深铭记。
艾黎没有辜负长辈的期待，1916年，19 岁的他终于如愿以偿走进了军营。此时，远在欧洲战场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作为英联邦一员的新西兰也时时刻刻被战场的局势所牵动，当时的艾黎和其他年轻人一样，渴望前往战场，渴望建功立业，哪怕战死沙场也是一种荣耀。
战争就像一部绞肉机，碾压着年轻的生命们。很快，艾黎开始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与他一同从新西兰出发的战友有的殒命战场， 有的失去了手脚，人们开始诅咒这该死的战争，死亡的阴影无时无刻不笼罩在人们的心头。但艾黎也发现，有一群东方人始终在战场上表现得非常勇敢。当他得知这群人来自中国时，他感到非常吃惊。因为在此之前，他从未接触过中国人，只是听人说起过中国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国家，那里的人普遍瘦弱矮小，这与他眼前看到的中国人完全不同。
1918 年8 月，战争渐渐接近尾声。路易·艾黎因为在战争中的出色表现被授予了威尔士亲王勋章。回到新西兰，佩戴勋章的艾黎受到了家乡人最高的礼遇。然而，实现了“英雄梦”的艾黎却并没有最初的兴奋，那些当年和他一起从码头出发奔赴欧洲的战友许多已长眠不醒，他开始反思战争的意义。在其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他逐渐意识到，真正的事业不应该是破坏，而是建设。此后，他用一生的行动实践了这个他从战争中领悟到的信念。
艾黎选择和别人一起经营一座牧场。没有被战火所侵蚀的新西兰，一切依然是如此平静。牧场很快就有了起色，但艾黎的心却始终向往着遥远的中国。他常常通过当地的报纸阅读与中国有关的消息。
1927 年，北伐军节节北上，北洋政府像一座行将倒塌的大楼岌岌可危，报上连篇的文章充斥着西方列强对于新兴的国民党政府的恐慌。
然而，这却更加坚定了艾黎前往中国的决心。他似乎看到了这个历经磨难的古老国家即将获得新生。是时候去中国看一看了，刚满30 岁的艾黎对自己说道。
把牧场留给了合伙人，艾黎收拾好行装先前往澳大利亚。在那里打了两个月工攒够船费后，他登上了开往中国的轮船。
1927 年4 月21 日早上，还在睡梦中的艾黎被客舱外的一阵嘈杂声吵醒，他隐约听到有人喊道，“上海！看，上海！”他马上像个弹簧一样从床上蹦起，冲出窗外奔到船头，他很快被外滩的万国建筑群所震惊，不愧是远东第一大都市。梦中的中国，如今就在眼前了。
下了船，走在上海的街头，艾黎发现周边的气氛有些奇怪。人们个个行色匆匆，到处是身着制服的军人、警察。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他决意留下来一探究竟。
第二天一早，艾黎沿着马路穿行在上海的街头。他发现上海公共租界一般生活水平很高，然而一旦离开了外国人居住区，马上就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在那些宏伟的建筑背后，到处是衣不蔽体的乞丐。路上的行人要么眼神空洞，要么就是充满了恐慌，人们用异样甚至敌视的眼神看着他。而普通老百姓居住的房间里犹如迷宫般纵横狭窄，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都有随地便溺的恶习，以至于弄堂里充斥了恶臭。而拥挤的木质结构楼房，人们还在一旁生火做饭，一旦发生火灾，几乎无逃生的希望。
晚上回到家里，朋友正焦急地等待他，他听说艾黎竟然跑到了公共租界，不由得责备他太不小心。随即又高兴地告诉他，巡捕房正在招募巡捕，听说艾黎有过当兵的经历，表示能够给他提供一份工作。然而艾黎对此却毫无兴趣，他想了想，说道，“能不能为我找一份消防员的工作？”

从“另类”消防员到“最真诚的朋友”

在当时的中国，巡捕房的工作可谓是一个“肥差”，很多巡捕都利用公权中饱私囊。相比之下，专业消防队员收入就要少得多。由于人员缺乏，再加上艾黎的外国人身份以及当兵的经历，他很快就在工部局火政处谋得了一份消防员的工作。
在艾黎的眼中，工部局火政处是一个技术好、效率高、资金充足的机构。
在当时列强统治下的公共租界，火政处很注重资金的投入和技术更新。这也是艾黎当时选择来救火会的原因之一，然而他发现，当时中国最缺乏的并不是技术，而是观念。在一个文盲占大多数的国家里，许许多多生活的陋习才是引发火灾的罪魁祸首。所以，他主动担起了去中国人聚集的地方传播消防知识这件在别人眼中辛苦又没有“油水”的工作，这也为他将来投身教育事业种下了萌芽的种子。
出色的工作表现让艾黎进入救火会10 个月后被任命为火政处队长级的督察。丰厚的薪水让许多同僚都为之羡慕，然而艾黎本人，却变得越来越苦恼，因为在这10 个月里，他见了太多底层中国人的苦难与不平等，却不知如何去帮助他们改变现状。他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无法解决这个问题。就像一个在迷宫中苦苦寻找出口的人，直到有一束曙光照入他的眼睛。

有一天，他遇到了英国朋友亨利·巴林博士，他向对方述说了自己的困惑。对方听后，借给了他一本《资本论》。正是这本书像一把钥匙般为艾黎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原先的黑雾逐渐散去，他终于获得了自己一直苦苦追寻的答案。还书的时候，他告诉巴林博士，“我已经得出了结论，旧的制度必须推翻，我将用尽全力帮助把它推翻。”
1929 年，艾黎决定利用自己的假期，参加中国华洋义赈会在绥远地区的赈灾工作。虽然艾黎并不缺钱，但他却买了一张最便宜的车票，与难民一起在货车车厢里席地而坐，奔赴绥远。他习惯于用这样的方式来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
在从事消防工作5 年后，1932 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成立了工业科，由于艾黎在火政处长期担任督查，经常到工厂里检查防火工作，对情况了如指掌，于是工部局又将其调到了工业科，担任首席工厂视察员。虽然离开了心爱的消防事业，但他却有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深入工厂接触普通的中国底层工人。经过艾黎的努力奔走，上海公共租界内的缫丝厂开始减轻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他和刚到中国的美国医生马海德一起，搜集电池厂童工的尿液，进行“铬中毒”的研究；他还进行了纱厂工人包身工制、住宿制的调查，对那些严重剥削工人并酿成事故的工厂主尽量施加压力。然而艾黎明白，仅凭一己之力，是阻止不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剥削的。
1932 年末，路易·艾黎经一位美国朋友的介绍，结识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通过史沫特莱，艾黎又结识了宋庆龄、鲁迅、冯雪峰、陈翰笙、黄华等一批中国进步人士。他还加入了上海第一个国际性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经常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读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讨论世界和中国、特别是上海的形势。他还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地支持中国共产党的地下斗争，当时地下党的秘密电台就装在他家屋顶上。正如1968 年宋庆龄在为艾黎作证明时写的那样，“在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
1937 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艾黎辞去上海的工作奔赴武汉。他的新头衔是“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技术总顾问、代理总干事。1939 年2 月，艾黎得知了印度援华医疗队即将奔赴延安的消息。仿佛一个漂泊的游子听到了母亲的召唤一样，艾黎马上收拾行装，登上医疗队的车奔向着心中的圣地——延安……此后，无论是战火纷飞，还是社会动荡，他都坚定地留在了中国。1977年，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这一年的12月2 日，是艾黎80 岁的生日。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为这位老人举行宴会，庆祝他来华工作50 周年。
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路易·艾黎的寿辰表示祝贺，他给艾黎的“新任务”是：“至少再活24 年，使自己能够亲眼见到毕生为之努力的愿望的实现，并成为经历三个世纪的中国人民最真诚的朋友。”

五十余年不忘初心

1979 年5 月23 日， 虹口消防中队的战士们早早地起床后将整个大院打扫一番，然后整齐地列队在门口，他们知道今天将有一位贵宾到来，虽然他们中的很多人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位老人的名字。
上午9 点，几辆轿车缓缓驶入大院。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在秘书的搀扶下走下车。虽然已是83 岁的高龄，但老人依然精神矍铄。他环视了四周，眼神里充满了深深的眷恋之情。老人名叫路易·艾黎。在他的身旁，跟着几名摄像师，他们是新西兰一家电视台的工作人员，在中国对外友好协会的陪同下，拍摄一部关于艾黎五十多年中国生活的纪录片。
艾黎显然很激动，他的眼前仿佛又浮现出了当年他刚刚踏上上海十六铺码头的场景。在欢迎的人群中，他见到了一位故人，曾经一同在租界火政处共事过的叶斌勇。两位老人分别时都是风华正茂，如今都早已步入耄耋之年。
“一切都还是老样子，”艾黎感慨道，他指着大院二楼铁质护栏说，“看那上面的花纹，就是一只和平鸽，这也是俯瞰这座建筑的样子。”
在时任上海市公安局消防处处长吴桐生的陪同下，艾黎走进小楼，他一眼看到了墙上挂着的工部局火政处虹口救火会时期的铜章，老人用手轻轻抚摸了铜章上岁月的留痕，那句“WE FIGHTFLAME（我们与火警作战）”铭刻了救火会的职责。
沿着楼梯走到二楼，艾黎找到了当年他住过、工作过的房间。虽然消防官生涯只是艾黎五十多年中国生活中的一个片段，但毕竟是他在这个遥远国度的开始。他也未曾料想，自己的一生将与这片土地紧紧相连。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写道的那样，“中国给了我生活的目的/ 给了我一项愿意为之奋斗的事业/这事业一年比一年更加丰富/ 它使我得
以置身于/ 前进中的亿万人民的行列/这一切多么意味深远/ 谁还能想到什么报酬/会比我得到的这一切更加美好？”
1987 年12 月27 日，艾黎因患脑血栓并发心功能衰竭，在北京逝世，享年90 岁。在遗嘱中，艾黎写道：“务请不要大张其事，这不过是又一名战士在行进中过去了。”

南宋皇宫的神秘大火

 

张晓虹/ 编辑

南宋灭亡迄今七百余年，作为杭州历史上最伟大建筑群的南宋皇宫，完全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及至无迹可寻，令人嘘叹不已。传说，是一场突然而起的大火使杭州历史上的空前杰作化为灰烬。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的作家和书稿，并无一处说及这次神秘的大火，所有宋宫怀古诗中，也全无相关的记述与暗示！

凤凰山脚俗世生活

成片低矮的老房子，巷路狭窄，老人眯着眼睛靠着墙边晒太阳，藤椅跟她们的年岁一样长，摇摇晃晃而终于没有倒下。巷子里的大树，伸进了屋墙中继续生长，各自相安无事。巷子尽头是菜地，穿着花睡衣的妇女深一脚浅一脚到菜园子里摘菜，头顶的电线上晾晒着花花绿绿的衣裳。
这就是皇城根下。
如果没有门口张贴着标识皇城遗迹的地图，你根本不会想到这里跟皇宫会有任何关系。如果不是有意识地寻访，又有谁会把不远处的梵天寺遗址、寺前巨大的老樟树、树下一人一狗，跟前朝往事联想到一起呢？
当初，宋高宗南下杭州，决定在凤凰山修建行宫时，那里尚是一个天然大鸟窝，林木蓊然，鸦以千万。
凤凰山曾是旧时钱王宫，之前的五百年间，历朝历代修建了庞大的古建筑群，但近十年间的几次劫难，又让那里成了一片废墟。破坏最厉害的一次，是1129 年金兵入杭，次年金兀术从杭州退兵，纵火城中，烧了三天三夜烟焰不绝，掠走了大量金帛和美女。金人焚荡之余，大批前朝留下的宏丽建筑和精美园林，已化为乌有。
可凤凰山地形多好呀，登到山顶，举目四望，钱塘江在前，征帆点点，远山绰约；西湖在后，波光山影，柳堤烟树；东望城郭，西眺群峰，杭州的山川江湖美景，尽收眼底了。这样的天然形胜，辉煌过往，不得不使宋高宗也对它一见钟情。
宋金议和之后，南宋获得了喘息机会，也使修建皇城有了条件。此后历代皇帝不断改建扩建，持续一百多年建设，使凤凰山东麓形成了一座方圆九里、巍峨辉煌的宫殿群组。以凤凰山为皇城。东起凤山门，西至凤凰山西麓，南起笤帚湾，北至万松岭，方圆4.5 公里。大内有城门3 座，南称丽正，北为和宁，东曰东华。皇城内，宫殿巍峨林立，光耀夺目。有金銮殿、垂拱殿、选德殿、福宁殿、勤政殿、复古殿等殿、堂、楼阁约130 座。“方圆九里之地，兴建殿堂四、楼七、台六、亭十九”，此外还有华美的御苑直至凤凰山巅，还有人工仿造的“小西湖”，有“六桥”“飞来峰”等风景构筑。
南宋亡后，宫殿改作寺院。第二年，即元至元十四年（1277 年）因为民间失火延及，南宋朝廷在凤凰山的殿宇焚毁大半。十年之后，杨琏真珈奏请元廷，利用南宋大内的建筑基座、残余建筑物和建筑材料在凤凰山上修筑了五座佛寺，名曰“镇本”，以示压镇江南人民之意。这五座=寺庙在元代也先后湮灭，最后在元末的战争中彻底毁损。
宋元时代凤凰山是在城内的，元末张士诚新筑杭州新城垣的时候将凤凰山拦在了城外。至明代成为废墟，到明末，凤凰山已经完全成为一块人迹罕至的荒芜之地。

周密笔下那场神秘大火

绍定四年（1231 年）九月，周密目击了一场大火，“延烧太庙、三省、六部、御史台、秘书省、玉牒所……”这场大火十分可怕，黄烟四塞，空气中充满灰沙尘土，鼻子嗅着就要打嚏流泪，屋瓦上，甚至室内的桌椅上面，都蒙着厚厚的一层灰沙。只相隔丈把路，就看不清人面。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两昼夜之久。
这场大火，记在周密所著的《癸辛杂识. 续集上》里。
南宋皇宫的被毁，也是缘于大火——另一场更为神秘、更为浩大的火灾。
宋亡的第二年，“民间失火，飞及宫室，焚毁过半。”——到底是什么样的大火，能将宋宫焚毁过半呢？虽然据周密说，当时民间失火是经常的事，但烧的都是坊间民居。宋宫四周并无民居，全是朝廷重要机关，一直要向北过了太庙，才有民居和店铺。而太庙之东是中河，有河道阻隔，东岸即使失火，也不会烧到河西去。
民间失火，要越过三丈高的皇城城墙，才能烧到宫室殿宇。这样的大火，是哪里来的？
这场突然而起的大火，终使杭州历史上空前的杰作化为灰烬。
那样一个宏大辉煌的建筑群，是战争最重要的靶标。然而，这一把火却为元朝统治者一举消除了心病——对于仍然负隅抵抗的南宋残余武装力量而言，皇宫被毁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但焚毁过后仍然留下的一小部分，仍然不能让元朝统治者安枕，于是有了“后十年”的事。
后十年，即1284 年，西僧杨琏真伽来杭，因受宠于忽必烈，当了江南释教总摄，相当于江南佛教的总管，他在宋宫遗址上造起了5 座佛寺。
次年，杨琏真伽又组织人马，赶赴绍兴，盗发了南宋帝后六陵，以取殉葬的珍宝，将挖出的各帝后残骸运回杭州，与牛羊骨掺杂在一起，埋在福宁殿前的馒头山上，上建一塔，取名“镇南塔”（又名白塔），“以消王气”。而造塔用的石料，多就地取材，劫后残存的一小半皇城建筑，都与进士题名碑、诸样雕花石板一起，做了修建白塔的现成材料。
从火烧宋宫，到在残基上建5 座佛寺，到盗发六陵，到建塔“镇南”，环环紧扣，步步深入，无不以彻底摧毁南宋王朝的地面建筑，进而消灭南宋“王气”即民族精神为目的。镇南塔的建成，便是这一历时八年、精心策划的巨大阴谋的最终完成。
宋亡后约一百年，在宋宫遗址上建起的5 座佛寺，也先后被火焚毁。镇南塔被雷击坍塌，后来被拆除。
从南宋皇宫的消失距今已有七百年，历史的残酷和吊诡远超常人想象。如今，杭州依然繁华，凤凰山耸立无言，昔日的巍峨宫殿早已是过眼烟云。

火烧圆明园始末

张晓虹/ 编辑　IC/ 图

在北京西北角，有一组著名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别称“夏宫”）。圆明园与附近相连的长春园、绮春园（别称“万春园”）组成“圆明三园”，占地五千亩。规模庞大，气势辉煌，融合了东西方各式园林风格，被中外园林学家一致判定为世界园林艺术巅峰之作，是中国古典园林平地造园、堆山理水的典范，为“万园之园”。
然而遗憾的是，这个园林已经不复存在。人们对圆明园的记忆，主要来源于历史文献。圆明园毁于1860 年这场战争，毁于英法联军，这是历史事实，只是细节、缘由，可能远超出人们的想象。

明争暗夺

因为换约等问题，1856 年爆发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
1860 年8 月，英法联军在天津登陆，咸丰皇帝急忙派出和谈大臣，试图拖延时间，但是没有成功。天津谈判以破裂告终，英法联军向通州进发、直逼北京，清政府改派怡亲王载垣等到通州与英法谈判。然而这次谈判也因为清政府方面不同意英国使臣向清帝亲递国书的要求而破裂。清军随即扣押巴夏礼等英法人员39 人。9 月17 日，英法对于清政府扣押巴夏礼等人的行为做出了强硬的反应，当日中午，清军惨败于通州张家湾。数日后双方在通州八里桥再次交战，清军再次节节败退。
1860 年10 月6 日，英法联军兵临城下，要求清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巴夏礼等被囚外国人。清方拒绝，僧格林沁、瑞麟指挥清军在德胜门、安定门外与联军交战，清军不敌，退至彰仪门、右安门一带。联军随即由黄寺、黑寺直趋西北，进占圆明园。
圆明园为清廷夏宫，在此之前并不被一般中国老百姓知晓。
圆明园藏有无数稀世珍宝，有中国古典文明精华，有西方文物，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无数珍藏让联军垂涎欲滴，而刚占领的混乱也让一些贪心的官兵有了顺手牵羊的机会。联军在圆明园毫无忌惮地大肆抢掠。然而这只是联军先遣部队，圆明园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
两天后，10 月8 日，联军再扰圆明园。作为东方艺术结晶的圆明园已面目全非，无数珍宝不见踪影，昔日豪华只剩下残垣断壁。
圆明园劫难伴随着清军与联军的争夺。当中方还没有同意联军进入北京城时，联军将领一再要求恭亲王交出安定门或德胜门。恭亲王当然不会轻易就范，于是在北京城外的圆明园一再成为联军囊中之物，随意伸手。
10 月9 日，原本晴朗的北京刹那间变脸，下起了大雨，寒冷的东北风卷地而来。英军司令格兰特来到法军司令拿皮耳将军住处，谈话间拿皮耳将军告诉格兰特，他的副官从圆明园带走了一大块黄金。拿皮耳想将黄金分给他的部下，问格兰特是否反对。
为了表示公平起见，格兰特觉得他无法同意拿皮耳的请求，他决定发布一道命令，请官兵将从圆明园拿来的所有财宝一律交出来，随后平均分配。
许多英国官兵看到法国人对圆明园财宝进行抢劫，认为自己拿点也没有什么妨碍。现在命令下去了，官兵们把财宝拿回来了，这让格兰特很高兴，使他情不自禁为官兵的宽广胸怀、高尚行为感到骄傲，于是格兰特决定甘冒不韪，承担责任，当即把战利品分发给英国官兵。
遵照格兰特的安排，英国官兵将那些战利品先在德胜门外英军驻地进行拍卖，把拍卖所得和法国人交给他们的合在一起，然后成立战利品委员会，负责分发，所得三分之二归士兵，三分之一归将领。
格兰特后来承认，严格意义上讲，他并没有权力这样做，但考虑到法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宽松政策，格兰特只好尽最大力量制止官兵肆意抢劫。

暗流涌动

军队进入圆明园后很快就抢完了、毁坏了几乎所有值钱的东西，法国人甚至对皇帝私人寓所放火。后来大多数运到英格兰的文物，都是英国人从法国士兵手中买来的。英国军事当局不允许他们的官兵进行抢掠，尽管也极少数发生这样的行为，但就本意来说，英国人确实没有趁火打劫的意思。
对于圆明园惨剧，恭亲王向英法公使表示强烈抗议。为避免更大灾难，恭亲王同意将安定门交给联军。咸丰帝也对圆明园遭洗劫极端痛心，10 月12 日，咸丰下令革僧格林沁、瑞麟爵职，理由是他们在联军焚烧抢劫圆明园时没有及时前往救护。
联军在圆明园的抢劫，在一定程度上看应该是其军事行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威慑力。在这种压力下，中方在10月13 日中午将安定门向联军开放。联军将领、外交官认为这是一个巨大收获，以为对抗大致可以结束。然而恰恰在这个时候，联军发现此前准备移交的被囚外国人中，竟然有十多人命归黄泉了。其中英人26 名，死伤各半；法人13 名，七死六伤。
《泰晤士报》记者包尔贝更惨遭分尸之祸。
在巴夏礼当时写给他妻子的信中提到，联军获知被囚同胞悲惨遭遇后引起普遍性恐慌，死难同胞所受到非人待遇无法用言语描述，令人发指：手脚被捆绑着，在空旷的庭院里暴晒了三天三夜，只有少量的食物和水，却受尽拳打脚踢，绳子在他们身上勒出了血印。
悲惨的描述、不堪目睹的惨状，引发联军官兵复仇之心。
联军将领，还有两国外交官，不得不设法采取重大行动，以惩罚中国皇帝、政府，更是为了平息官兵的愤怒。
处罚是必然要发生的，只是怎样进行，联军将领、外交官，还有争议。有人提议让中国支付巨额赔偿，其他人则提出焚烧北京城，或者火烧紫禁城。

火烧夏宫

英国公使额尔金经过审慎考虑，决定火烧圆明园。巴夏礼也在家信中提到了英国人的想法：我想额尔金勋爵的决定是正确的。圆明园是皇帝的夏宫，离北京城只有五英里，皇帝和他的朝廷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这里度过，这里也是我们可怜的国人最初受到拷问和虐待的地方。联军已将这些地方收入囊中，虽然有人说这样的复仇行为是不高尚的，但是看来除了毁坏城市里的宫殿，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既然圆明园是我们的同胞受难的地方，我认为毁掉它是非常合适的。把整座北京城烧掉太过残忍，毕竟这城里的人民有很多是无辜的，他们并没有伤害我们。在圆明园，我们针对的只是朝廷。它对中国人而言就像是我们的白金汉宫。如果我们只是要求赔偿金，那无异于用国民的鲜血来换钱。圆明园注定要灭亡。
烧掉了圆明园，确实可惜，但面对愤怒的英国人，面对死而不能复生的那些被囚禁的英国人、法国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呢？只是巴夏礼不太清楚中国的社会结构与英国并不一样，圆明园与白金汉宫依然有差别。白金汉宫或许是英国皇室的私产，而圆明园实际上是中国人民的血汗，与将要让中国人支付的赔偿金一样，最终都必须由人民买单。
基于这样的思路，英国公使额尔金、法国公使葛罗于10月17 日向恭亲王提交了一份照会，提出两国原本被中国方面囚禁的共26 人，今被送还的仅13 人，其余13 人被处死“甚凶”，因此为抵偿，英法两国决定将圆明园中未经毁坏的殿宇全行拆毁。
中国方面意识到了理亏，所以北京留守大臣面请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出面调停。伊格纳切夫表示同意，但要求恭亲王正式照会，要求中方向他介绍与英法两国交涉的内情。当然，伊格纳切夫不忘趁火打劫，要求中方必须同意他此前提出的领土要求。
还没有等到俄国公使出面调停，数千名英国骑兵于10 月18 日奉命到圆明园放火。大火三日不熄，圆明园以及位于万寿山、玉泉山、香山三山的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三园等处的宫殿、文物，全部化为灰烬，一代历史文化也就此陨落。

火烧城隍庙：1924 年中元节的水火记忆

张晓虹/ 编辑

民间有歇后语：火烧城隍庙——慌了神。1924 年中元节上海城隍庙的那场大火，不仅仅“慌了神”，也给当时的上海市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

上海城隍庙

上海城隍庙现在已是沪上最负盛名的景点之一，观光客不会错过，周边商业繁盛，终日熙熙攘攘。其实早在清代，城隍庙附近就已经商贩云集，被视为上海的经济、文化中心，是地标式建筑；之后，又有几家园林选址在城隍庙附近，其中最著名的当数豫园，各地商会亦于左近设立会馆；民国时，这一区域出现许多金店、珠宝店等奢侈品商铺，地价租金也随之节节攀升，房屋建筑也变得稠密起来。
“城”“隍”二字，分指城墙和护城河（沟），从字面上理解，有城市守护者的含义。在中国的民间信仰体系中，城隍神通常被看作是阴间的地方官，在冥冥之中守护着一城百姓的安宁。上海城隍庙旧称“邑庙”，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有两个城隍神。其一位于前殿，为金山城隍霍光。霍光为汉代著名权臣，三国时期，吴王孙皓在上海地区为霍光立祠，民间始有香火祭拜，这种传统一直保留至今。后殿中的城隍是秦裕伯，秦氏是上海望族，秦裕伯是元朝的进士，曾官至福建行省郎中，据说元明易代之后，朱元璋征召秦裕伯入朝为官，秦裕伯再三推辞，明洪武六年，秦裕伯在上海去世，朱元璋闻讯后慨叹：“生不为我臣，死当卫我土”，于是就把秦裕伯敕封为上海的城隍神。明初上海县改建城隍庙时，并未放弃原有的金山城隍霍光，于是直到今日我们依旧可以看到这种“一庙二城隍”“前霍后秦”的格局。

中元节大火

1924 年8 月15 日，适逢农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虽已立秋，但上海的酷暑并未退却。炎热没能阻挡人们的热情，按照惯例，上海城隍庙在这一天要举行盛大的出巡仪式。上午十点多，城隍庙已水泄不通，众人汇聚，恭请城隍老爷升座。不久，后殿秦裕伯的神轿与仪仗鱼贯地被抬出庙门，看热闹的人流亦随着队伍走出庙去。队伍出发才半小时，城隍庙大殿忽然起火，顷刻之间城隍庙上空火光四射，周边商贩纷纷弃店而逃。火势迅速向四周蔓延，负责看护庙宇的一名道士不忍神像被火所焚，情急之中冲入城隍庙的后殿——后殿是城隍老爷的寝宫，供奉着城隍夫人及城隍父母等神像——他将城隍夫人背起，用牛筋绑在身上以防摔落，仓皇从后门逃出。惊慌失措的香客们也回过神来跟着城隍夫人向外冲去，一边念念有词：“今日和夫人一同逃难，望求庇佑”，一边恭敬地随手捡起从城隍夫人神像上掉落的头饰与鞋冠。
此次大火几乎摧毁了城隍庙的大殿、中殿和大殿前的戏台、东西两侧的回廊，附近的民宅也有一部分被烧毁。
此外，庙中一座明代的雕漆屏风和几件吕宋进口的黄金高功法衣被焚。最令人心痛的是前殿城隍霍光神像，在这次火灾中与周围诸多神像一同化为灰烬。该像由一整株千年银杏木雕成，实属罕见，平日里镇守前殿，被上海百姓称为“坐殿城隍”，后殿城隍秦裕伯则由于出巡在外，逃过一劫。晚上七点，当出巡的队伍回到城隍庙时，面对的是火灾后的一片狼藉，城隍老爷无处安身，只得从后门进入，暂时安放在旁边的东岳殿，至于城隍夫人，则不得不寄身于旁边的茶馆中。城市的守护神和地标式建筑毁于一旦。

火灾后的城隍庙

火灾过后，警局立刻派人封锁现场调查此事，结果显示，中元节前用于焚烧的香烛纸钱锡箔等物已在大殿中堆叠如山，当日神像起驾之时似有火星落下，点燃这类易燃物，最终酿成大火。
其实早在两年之前的1922 年12 月，城隍庙内的皂班房即已发生一场规模稍小的失火，所幸皂衣班神像为石刻而非木质，仅损毁部分建筑的屋面，未引起更大的火灾。1923 年，时任上海地方款产处总董事长的秦裕伯后人秦锡田募捐修葺，黄金荣和杜月笙等大亨亦捐了三千五百两白银用于修建大门前的旗杆和照壁等。没成想，刚修好的庙宇紧接着就毁于一旦。
当时城隍庙隶属于上海县款产管理处，道士仅在庙中负责仪式服务与日常维护，在实际运作中并无话语权，所以当舆论一边倒地指责道士“懒惰异常，常不在庙，不能称职，以致三年之中两遭巨灾……看管不力”时，道士们有口难辩，当日值殿的道士亦被警局带走审讯。大火之后人心惶惶，周边商贩很久之后才又聚集回来。

救火组织与市民社会

正如前文所述，城隍庙为繁华地段，商铺鳞次栉比，每逢城隍老爷出巡这类民俗节庆，更是游人如织、摩肩擦踵。
这无形中给救火增加了难度。作为明清以来的城市人口密集区域，城隍庙周边常常发生火灾，也不乏救火机构。清末，老城厢的救火事业主要由民间的善堂和商会来组织运营，比如永庆社等，它们的组织结构较为松散，救援能力不强；上海开埠之后，租界洋商的火险公司试图打入华界老城厢的火险市场，屡次向上海政府申请，希望能获准救火队进入华界，却被上海政府以华洋分治为由驳回。不得已，国人中的有识之士开始组建自己的救火组织。著名士绅李平书牵头，沪南救火会会长毛子坚、宗教慈善家王一亭等人一道提议建立救火联合会，在救灾时进行统一调度；与此同时，上海知县也最终决定配合，划出两亩地，为救火联合会建立火警瞭望台一座（今为小南门警钟楼）。宣统三年，这一设备交付使用。此后，随着技术的进步，1919 年，上海拥有了远东第一台马达水泵，救火水龙抽水不再依赖于人力。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时救火联合会的办公大楼就在城隍庙后方。
中元节火灾当天，近在咫尺的救火联合会在发生灾情后第一时间组织人力救火，并召唤救火汽车前来助阵，结果由于当时正值午间用水高峰期，“自来水各处用户需要时间，致救火之水力不足，火势甚烈……”而赶来的救火汽车“驰至陈巿安桥时，观会之人肩摩击毂，并有满载砖瓦之小车一辆被众挤倒路中，不克前进……”手忙脚乱之中错过了最佳救援时机，大殿的火不但没能扑灭，反而向后方的民宅蔓延去，结果救火联合会虽然“会集各龙皮带，竭力保护”，但也“直烧至下午一时许始得救熄”。
城隍神像被烧毁后，民间竟出现些许调笑的声音：“今年火烧了城隍庙，把很好的殿宇毁坏了很是可惜，可是我们得到了一个教训，就是那城隍自己尚且顾不全，我们何必把汗血换来的钱去烧香点烛呢？”此外，针对城隍庙失火的原因，警局虽已公布，但民间仍展开丰富的想象与激烈的讨论，阴谋论与神异之说一时盛行，并从中敷衍出若干小说、戏剧。其实，城隍庙的大火，不仅仅是天灾，也是人祸；不仅是道士疏于职守引发火灾，更是消防通道长年累月不畅通而造成的恶果。
城隍庙抗击火灾的历程，凝聚着血泪与无奈。火灾时民众惊惶的尖叫、小南门火警瞭望台的警钟声、救火车急促的汽笛、救火队员架设水龙时的呐喊，共同构成了晚清民国时期城隍庙前上海市民的水火记忆。1924 年中元节的城隍庙大火，并未伤及前往参拜的善男信女，但庙宇和神像与无数珍宝付诸一炬，不知该说这是城隍老爷自身难保的不幸，还是神灵默佑之下的“感应”。1927 年12 月18 日，中式风格西式建材的大殿落成开光，上海城隍庙迎来新生。
在此之后，人们的安全意识提高，民间呼声倒逼政府决策，消除火灾隐患逐渐被提上日程，城隍庙及其周边环境得以改善，城隍庙亦逐步采取董事会制度这一现代管理模式，开始走上市民社会社区自治的道路。